生存资源的有限性，地球上自从生命诞生以来就带有自身基因延续以及种群扩大的神圣使命，要想生命不断延续和种群的扩大持续下去就需要资源的不断供给，但是由于生存资源的相对有限性的客观存在使得生命的延续和扩张受到了巨大限制。

为了自身生命的延续、种群的发展壮大，各个生命物种不得不与外界进行残酷的生存斗争，自然界的各个物种必须不断地进化以适应残酷的生存环境，而且外部的生存环境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任何时期都可能发生剧烈变化，未能适应环境变化的物种逐渐走向灭亡，而能够快速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的物种则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不仅使自身种族得以延续，而且还可以不断发展壮大。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历程，诞生了众多的文明但由于外界环境的剧烈变化，一些文明不能适应最终导致其走向消亡，而不断适应了外界环境变化的文明得到了延续并走向鼎盛。

在当今人类社会，人们日常生活所需的各项资源也并没有摆脱其有限的尴尬局面，包括住房、医疗、教育、饮食等资源都存在相对有限性。在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就注定存在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掌握较多生存资源的人群会享受较为充足的住房、医疗、教育等资源，而掌握较少生存资源的人群则只能享受相对较少的生存资源，这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占据社会资源较多的统治阶层在享受相比普通人更多的权利的同时也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包括负责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以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以及引导族群开拓新的生存资源。一个社会存在的根本目的在于生存和延续，那么一个社会要想持续地延续和发展壮大就必须突破现有资源环境的限制进行对外扩张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这是一个社会、国家和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一个国家在某一个时期生存资源相对丰富时，这时候整个国家快速发展，人口增加、生产力提升、出现了一定时期经济繁荣的局面，此时国内的矛盾缓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提升。这一时期拥有大量社会资源的人群通过投身到生产经营活动中实现自身的财富增值，而且掌握资源较少的底层民众也可以凭借自身的勤劳和智慧实现发家致富甚至还可以跻身上流社会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是一个人人有利的局面。在实现这一局面的过程中适当对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进行适当的改革和调整，尽量营造相对公平的社会竞争常态，可以有效减少社会变革阻力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缓和社会矛盾，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更重要的是可以在与其他国家的发展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

在中国古代的农耕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因此土地就是农耕社会最重要的生存资源。封建王朝刚刚成立之时，由于刚经历战乱的洗礼人口大量减少出现了土地撂荒的情况导致地少人多的现象十分明显，因此土地作为主要的生存资源其实是十分充足的，这也就意味着政府施政的阻力是非常小的，此时封建王朝完全可以顺势而为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来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这一时期，国家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口持续增加、社会生产的商品增多、文学艺术空前繁荣，封建王朝迎来了人们常说的盛世。虽然生存资源在某一时间段出现了相对充足的局面，但这种局面也是暂时的，社会生存资源的有限性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事实上，当国家发展到一定时期由于社会资源的相对有限并在发展中消耗掉大部分社会资源之后，社会资源趋于紧张，必然会出现分配不公、社会矛盾加剧等社会现象，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这是非常危险的局面。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累积长久持续下去必然导致底层民众爆发起义，国家陷入战乱之中，军阀林立，周边国家也会乘虚而入，劫掠财富，从而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灭顶之灾，甚至导致整个文明的消亡。在战乱持续一段时间后，人口减少，社会资源又重新相对丰富起来，实力强大的军阀在兼并其他弱小的军阀势力之后，国家重新走向统一，延续之前的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经济繁荣的局面，从而形成循环。不过这样的循环对生产力的破坏和人口的损失都是巨大的，危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要想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必须进行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

在生存日趋减少的情形下为了争夺越来越有限的生存资源则会出现强者抢夺弱者的生存资源，在强者对弱者的存量绞杀中致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在农耕社会时期频繁剧烈的自然灾害使得大量自耕农破产，农民不得不将土地卖给地主换取一部分粮食糊口，这就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稀缺的生存资源加上极大的贫富差距引得农民纷纷揭竿而起是导致封建王朝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

新冠疫情爆发初期政府实施紧急封城措施社会消费锐减出口下跌给实体企业经营带来了困难，为此政府专门出台利率优惠政策来协助度过经营困难期，但就是这样看似“利国利民”的政策被不少人钻了空子导致大量“经营贷”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推高了深圳地区的房价，加重了普通人的购房负担。

欧美国家也不例外，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发展放缓，实体经济运营困难大量资金流入美国股市进一步推高了美国股市的价格，每日邮报27日报道，自3月份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美国亿万富翁的财富增加了1万亿美元以上，其中29人的财富在疫情中至少翻了一番，另有36人通过疫情成功跻身美国亿万富豪之列，而另一方面大部分美国人在遭遇封锁对经济的影响后仍在苦苦挣扎。当今世界的生存法则仍然是弱肉强食法则，当生存资源趋于紧张时，实力地位处于弱者的群体就会首先被强者吞噬。

随着人口逐渐增加必然导致原有的社会生存资源被大量消耗走向枯竭，面对生存资源日益紧张的局面，如何开拓新的生存资源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每个民族必须面对的迫切问题。开拓新的生存资源通常采取两种方法:一是对外进行物力扩张获取现有的生存资源，另一种是进行生产力革新，提高生产效率以及生产力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增量与存量的博弈过程中，谁掌握了更加先进的生产力，谁就拥有了博弈的主动权，可将自身博弈转化为增量博弈，而对手沦为存量博弈一步步被孤立直到最后被消灭，要想转化为增量博弈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对生产力以及生产技术进行革新，由此形成对竞争对手的绝对优势。

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历程中，由于生产力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奴隶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取代了奴隶社会，工业社会取代了农业社会，物质生产成果不断被丰富，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人类文明也不断发展壮大，出现了今天经济全球化的局面。这个历程中，没有及时完成转型的民族逐渐被掌握更加先进生产技术的民族取代、同化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民族及时完成转型的必要条件就是建立并保证一个较为公平的人才选拔秩序，在社会治理方面需要选贤举能、任人唯贤。

在人类历史上为了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爆发了大量的战争与冲突，其根源来源于生存资源的十分有限且十分低下无法养活大量的人口必然爆发矛盾与冲突，失败的一方往往被驱逐甚至被消灭，然而胜利的一方在资源的消耗下必然产生新的矛盾与冲突，连续不断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了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开拓新的生存资源提高生产力成为了人类发展的必然要求。生产力的提升不仅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也可以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这样就可以给战士提供更先进的武器装备以及更加充足的后勤保障，从而使己方建立绝对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也可以吸纳一部分周年敌对群体使得优势最大化。

先秦时期秦国率先大规模推广铁犁牛耕的农业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为秦国与东方六国的战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并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新航路开辟后英国大力推广蒸汽机开展工业生产，大大推进了英国的殖民扩张进程，最终使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

生产力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一个社会的生产技术水平以及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所展现的社会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其实是非常合理的，它反映了一个社会有限的生存资源的合理分配现状。当生产力技术水平取得突破后必然要求更多的资源来实现将其转化为生产力，并且由于新技术刚刚诞生时还不成熟还需要继续投入加以完善，这就意味着前期需要投入大量的社会资源，但大量资源消耗会使得社会本就十分紧张的生存资源变得更加捉襟见肘，这也就是变革阻力的主要来源。

一般来说处于变革时期现有的社会资源其实是很难满足前期生产力革新所需资源消耗的，也就意味着必须对外扩张寻找更多资源来满足现有资源消耗，直至技术水平成熟生产力取得飞跃性进步，生产力革新成果得到充分释放，改革成果得以巩固从而完成增量扩张。春秋战国时代铁犁牛耕技术逐渐普及，率先完成改革的秦国走向对外兼并之路最终统一六国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新航路的开辟以及新大陆的发现使面对广阔的海外市场的英国开启了工业革命实现人类生产力的一次飞跃。十九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产业转移与国际分工的加强让美国开启了互联网时代诞生了英特尔、亚马逊、谷歌等国际企业。

实现增量扩张对一个文明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一个文明能否延续的关键。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中诞生了四五种具有代表性的文明，这些文明都产生了非常辉煌的文明成果，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这些文明大多都在达到极盛之后就消失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在生存资源相对有限加之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之下，这些文明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如果不能完成增量扩张，这些文明就会在生产力的限制下陷入存量博弈的局面中，不仅文明自身的发展会被锁死而且一旦遭遇周边蛮族入侵整个文明将会被彻底打回原形。

例如柬埔寨的高棉文明创造了吴哥窟却因无法突破自身发展瓶颈，在遭到外敌入侵后被彻底废弃直到19世纪穆奥发现这个遗迹以前，连柬埔寨当地的居民对此都—无所知。尼罗河流域创造了金字塔的古埃及则因为尼罗河流域的限制无法实现增量扩张最终走向没落。美洲大陆的玛雅文明也因为孤悬于亚欧大陆缺乏对外交流无法突破自身发展限制导致文明被锁死直到欧洲人的到来，欧洲人带来传染病病毒就让印第安人口损失大半。而依靠地中海实现增量突破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在将地中海变成自己的“内湖”后也遇到了自身发展的瓶颈，罗马帝国被迫分裂分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在北方的日耳曼入侵后古罗马文明被迫中断自此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长达一千年之久直到15世纪资本主义萌芽欧洲文艺复兴才使得欧洲文明重新得到发展。

人类文明是群体文明，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科技成果其实都是群体智慧共同作用的结果，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为了人类文明的生存和延续必须集中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力量进行分工与合作从而实现对生产力的突破，这种情况一般由政府进行主导，政府集中和动员整个国家的国力投入到生产力的改进之中，动用全国资源投资取得突破性成果后再向全国各地进行推广服务于人民，也就是政府必须保持对经济发展增量的掌控。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首都除了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外还应该是经济中心以及文化中心和对外交流的中心。

中华文明延续5000年的重要原因就是都城设立都是位于政权的经济中心，在农耕经济时代整合资源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商业贸易，工商业的发展能够有效地通过分工与合作来促进资源的整合和流通。封建时代的都城位于交通商业中心有利于对全国资源进行整合和动员，从而实现对全国经济的掌控。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有利封建王朝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从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在进入工业社会后，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量则体现在科技人才上面，科技人才处于生产力的最前沿，牛顿三定律开启了人类的工业革命、法拉第电磁感应使人类进入电气时代，爱因斯坦质能公式对当今世界格局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这些例子充分显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掌握了科技人才的培养也就掌控了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量，英美等国之所以世界强国的原因就是本国的高等教育吸引了全世界的顶尖人才在此求学并为该国贡献了大量的科研成果。

在春秋战国时期，生产技术的进步出现了铁犁牛耕的新型农业耕作方式，使农业生产力出现了大幅增长，土地资源成为各国之间争夺的重要生存资源，同时分封制在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后各个封国的竞争变得日趋激烈，诸侯各国纷纷开始变法自强，其中以秦国的变法措施最为有效且成就最大。秦国在变法前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内忧外患”的生存环境，外有魏国连年攻伐使秦国被迫割让河西等地内有贵族之间互相争权夺利“私斗成风”，这些都严重消耗了秦国的国力，此时的秦国正处于存量博弈的恶性循环之中。

秦孝公即位后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开始了变法，变法措施可以具体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冲破既得利益的藩篱，削弱贵族的特权。例如废除贵族的井田制， “开阡陌封疆”，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废除旧世卿世禄制， 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这两项措施从制度以及经济层面上极大地削弱贵族的权力。

二是改革和发展生产力，例如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并且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重征商税。三是加强中央集权提升国家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以及编订户口，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等措施既提升国家的生产力的同时又增强政府对生产物资的整调能力，方便中央政府征集军力对外用兵。

商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极大地削弱了贵族的权利，引起了守旧贵族的强烈不满，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带头反对变法，商鞅变法遭遇到了守旧贵族的疯狂阻挠。商鞅变法总的来说是一次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也就是将守旧贵族的土地和财富拿出来分配给一部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耕种，但这种分配方式只能暂时缓和社会矛盾，长此以往人口持续增加必然会重新出现土地资源短缺社会矛盾尖锐的情况，届时守旧贵族必然会借机反扑，改革有走向夭折的风险，为了将变法继续下去秦国必须对外扩张领土以获得更多的土地资源。

在改革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后，秦国立即发动了对魏国的战争战胜魏国并迫使魏国割地求和，奠定了秦国增量扩张的良性循环基础。此后秦国为了继续改革走向了持续的对外扩张之路，在南下攻取巴蜀之后兴修都江堰水利工程使贫瘠的成都平原变成了富饶的天府之国，为秦军提供了充足的后勤保障，更为秦国统一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秦国虽然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充满了血腥与杀戮，但是其实现增量扩张的良性循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不过秦国在统一六国后并没有停止统一的脚步而是继续向周边地区扩张，发动了统一岭南的战略攻势将岭南地区纳入中国的版图之中，派大将蒙恬北击匈奴收复了河套地区并移民实边在开发经济同时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中原地区经过几百年的开发土地资源早已消耗殆尽，诸侯各国为争夺生存资源互相攻伐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秦国统一六国之后为了避免重蹈分裂的覆辙就必须在原有六国的基础上继续扩张领土，并迁徙一部分农民进行移民实边，既有利于缓和内部矛盾也有利于落后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抵御外族入侵。

秦自商鞅变法直到统一六国建立秦朝，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秦国建立了稳定的增量扩张的组织架构，“军功爵制”建立了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后逐渐演变为科举制度为政府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储备；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度的设立确保了中央对地方的掌控有利于中央政府调集全国资源进行水利大型公共工程的修建以及对外军事扩张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大型公共工程的修建、中央政府政策的制定都需要专业化的人才队伍来负责实施，另一方面经过筛选后合格的专业化的人才队伍也为政策的实施以及大型公共工程的修建提供了人才储备。

总的来说，郡县制和科举制的创立为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人力和物力支持，有利于组织的及时更新迭代保证了组织的活力和积极性，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组织创新，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层次的一次跳跃，这也为后来汉朝击溃匈奴开拓西域做提供了制度保障，秦朝灭亡后后继者汉朝继续实行秦制并不断加以完善直至今日，充分体现了这两项制度的强大生命力，也是中华民族能够延续至今的的重要保证，而欧美国家直到两千多年后的工业革命时期才逐渐建立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

匈奴是一支生活在蒙古高原的游牧部族，最早可以追溯到商朝时期的鬼方，自记载以来就与中原农耕民族冲突不断，由于游牧民族经济的单一性导致其经济结构非常脆弱，难以抵抗自然灾害的威胁，每当遭遇极端天气导致牲畜大量死亡时北方的游牧民族不得不南下侵扰、劫掠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政权的人口和粮食。为了抵抗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王朝就开始修筑长城进行防御，但是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的袭扰还是绵延不绝。

秦朝统一中国后，派遣大军北击匈奴并占领了河套地区，迁徙内地居民到边境地区以抵御入侵。汉朝初立，为了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汉高祖刘邦选择主动出击，不料却因为轻敌冒进落得了白登山之围的窘境，但是由于匈奴本身生产力低下无法完全占领中原地区提供充足的后勤保障，只能索要一批财物后撤军。此后的一段时间内虽然匈奴屡屡对汉朝边境进行侵扰，但是汉王朝由于国力尚未恢复只能对匈奴采取“和亲”的政策并赠送了大量的物资，汉朝和匈奴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汉朝经过“文景之治”时期的励精图治之后其国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匈奴对内地的劫掠也因为汉朝的妥协退让也变得越来越频繁和变本加厉，汉匈矛盾越来越尖锐，大战一触即发。汉武帝即位后，开始采取对匈奴主动出击的策略，重用卫青、霍去病等优秀将领发动对匈奴的一系列战役极大地重创了匈奴势力，但是并未彻底消灭匈奴的威胁。匈奴早在冒顿单于时期进行了大范围的扩张，控制了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达辽河、西逾葱岭的广大地区，实力空前强大所以汉朝前期发动的军事战斗难以对匈奴势力构成毁灭性打击。

为了寻找军事同盟共同对抗匈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寻找大月氏希望与其共同对抗匈奴，虽然当时的西域国家大月氏因为迁徙到优渥的生存环境并不愿意同汉朝一起抗击匈奴，但是张骞却带回来了来自西域的广袤的人文地理，开阔了当时中原人的视野也为中华民族寻找到了新的发展空间。为此汉武帝为了实现剪断匈奴右臂的战略于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派遣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进军河西（今河西走廊）彻底打通了河西走廊并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中原王朝与西域诸国的联系由此开始，此后汉朝不断加强与西域诸国的政治与经济交往并驻扎军队，东西夹击，持续打击匈奴势力。由于中原王朝持续不断地对匈奴进行打击，终于在后来的东汉时期将匈奴彻底击败，匈奴势力出现了分化，一部分臣服于中原王朝，一部分匈奴被迫西迁。

汉匈冲突其实是中原王朝的农耕经济与草原地区的游牧经济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原有的社会资源被消耗殆尽后必须对外扩张以获得新的新的生存资源，汉匈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必然爆发。一方面匈奴本身处于游牧经济环境，经济结构较为单一，生产水平较弱导致其无法对中原王朝进行持续性扩张，只能不断的劫掠中原王朝以获得一部分生存资源，所以一旦中原王朝经济恢复依靠其强大的生产力和雄厚的国力不断对匈奴进行军事打击后其实力就会受到严重削弱。

游牧民族地区的土地对中原王朝来说没有利用价值，加之面积广大，人烟稀少，匈奴一旦遭受军事打击就会迅速逃离，无法从根本上杜绝匈奴对中原王朝的骚扰。另一方面，中原王朝由于长时间的经济发展，原有的土地资源被消耗，出现了土地兼并的社会现象，社会矛盾逐渐尖锐，中华民族迫切需要新的生存空间。汉朝经过河西之战打通了河西走廊，占据了祁连山和焉支山匈奴最重要的物资来源地，经过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不仅可以为中华民族开阔新的生存空间而且还可以经略西域诸国对匈奴实施贸易封锁，对匈奴实施存量消耗的策略，彻底解决匈奴的威胁。

打通河西走廊对中华文明来说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地缘大发现，其重要性完全可以比肩近代欧洲开辟新航路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河西走廊沟通了古代中国与外界文明的交流促进了双方的贸易往来，大量的中原移民前往河西走廊以及西域各国经商甚至定居，中原王朝也开始逐渐加强对河西走廊以及西域各国的管理，西域都护府设置后标志着新疆地区从此纳入中国的版图。汉朝的长安由于处于河西走廊以东中原以西，成为中西交流名副其实的“中心”古代版的国际化大都市，伴随着河西走廊的持续开发以及东西方交流的加强，长安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大一统的中原王朝格局基本奠定。河西走廊的打通和西域地区的开发扩展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这对促进中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延续中华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

东汉王朝建立后，由于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盛行、土地兼并的迅速发展和西汉末年的战乱等原因，豪强地主建立了一个个封建地主田庄。在地主田庄的内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它占有大片土地和山林川泽，种植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还经营手工业、渔牧业甚至还拥有私人武装。在封建时代，盐铁是属于重要的战略物资，也是中央王朝的重要税收来源之一更是维系中央王朝的命脉所在，东汉时期田庄经济的盛行表明中央政权逐渐失去了对经济增量的掌控。

田庄经济之所以能够形成，则是因为经济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出现的资源高度集中的垄断现象。自秦汉以来大一统的中原王朝建立后中原地区的农耕经济得到了快速地发展，人口持续增长大量的土地资源被开发出来必然会造成土地资源短缺的情况，普通农民可以耕种的土地越来越少生存压力也就越来越大，在这时期如果碰到了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土地没有收成大量自耕农破产不得不将土地卖给经济实力雄厚的地主或是依附于当地的豪族，形成了历史上的私人武装集团“坞堡”。

坞堡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期，汉武帝时期长时间对北方的匈奴势力保持高压态势持续不断对匈奴进行军事打击，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势力但也极大地消耗了汉朝的国力国家财政处于崩溃的边缘。汉武帝为了筹措军费不得不出台了“买官鬻爵”的政策，这样的措施虽然在短期缓和了财政但是却也给国家埋下了深深的隐患，政府官员的选拔体系遭到破坏、国家公职被垄断形成了贵族门阀势力，国家利益逐渐被私人利益集团绑架中央政府失去了对地方势力的掌控进而无法整合国内资源向外扩张以及对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标志着郡县制度以及人才选拔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

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大量的农民被圈禁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中严重限制了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和物质财富的增加，长此以往国家的税收减少国防开支削减必然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安危，内有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外有强敌入侵，整个国家都会有覆灭的危险。另外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必然会造成土地荒漠化以及水土流失等情形的出现，不仅降低了土地生产力更使得农民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变弱威胁农民生存。东汉末年在连年的自然灾害的侵袭下终于爆发了农民起义周边的少数民族也纷纷入侵中原，由于之前的坞堡存在吸引了不少躲避战乱的流民归附逐渐，这些坞堡吸纳的流民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庞大的军事集团，为了东汉末年军阀林立三国的出现以及魏晋南北朝的混战埋下了伏笔。

田庄经济的发展使得原有的社会资源逐渐被消耗殆尽，国家利益被私人利益集团绑架导致中央政权无法有效整合国内资源进行对外扩张的情况下必然会陷入存量消耗的境地，为了争夺生存资源各方必然进行相互攻伐、战乱四起，这为东汉末年军阀割据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长达数百年的割据混战埋下了祸根。事实上任何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都会出现经济发展的果实被少数人所窃取的现象，如果统治阶层不为所动反而与其同流合污，时间一长原有的社会生存资源逐渐枯竭必然导致社会不公的加剧整个国家陷入内乱之中。

统治阶层要想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进行改革运用行政手段推动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保证社会相对公平同时积极对外扩展生存空间继续做大生存蛋糕。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以及后来持续数百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导致中原地区千里无鸡鸣，百姓十室九空，其后果不可不谓惨烈，所以保持国家对经济发展增量的掌控防止国家的经济发展成果被少数利益集团绑架在任何时期以及任何国家都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对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有利于释放巨大的经济发展增量，除了能够提升生产力只为还能促进经济流通和人文交流更重要的是对综合国力的提升，唐朝的繁荣就是建立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唐朝设专官管理水利事业，共修建了40多处大型水利工程，仅江南兴建和修复的水利工程，就大大超过了六朝的总和。玄宗执政期间全国共修建了56个农田水利工程，玄宗还在全国各地大兴屯田，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各地官府仓库了的粮食堆积如山。隋唐大运河更是唐朝水利建设的基础工程，对唐朝的兴衰存亡起着决定性作用。

在古代，河流不仅仅利用于农业灌溉，河流运输也是古代交通的重要方式之一，毫不夸张地说河流运输的意义不亚于我们今天的铁路运输。大运河的修建与丝绸之路的繁荣具有密切关系，隋朝统一全国后立即开始了对大运河的修建。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隋唐大运河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纵贯在中国最富饶的华北平原和东南沿海地区，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直辖市，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作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

唐朝建立后，得益于大运河的修建，使得唐王朝很快从随末战乱中恢复过来，并在短时间调集全国资源为对外战争提供了足够的后勤保障，使之在对外战争中迅速取得优势地位。同时，得益于于大运河的修建极大地促进了唐朝农业生产的提升，唐朝在应对北方威胁时，能够吸引一部分北方少数民族前来归附，从而有效地分化和瓦解了并打击了以及后来的北方游牧民族势力。

大运河的布局非常有利于唐朝整合国内资源优势向西域地区扩张

大运河呈现出人字形布局，以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极大地促进了唐朝时期的商业发展，唐朝时期南北地区生产的丝绸与瓷器等商品通过运河运往洛阳，在通过洛阳为中转，向西前往长安，经过长安之后的河西走廊和西域销往中亚和欧洲，同时中亚和欧洲的商品也通过丝绸之路和西域以及长安输往全国。在唐朝时期，长安成为了世界贸易的中心城市，因此河西走廊以及西域更是关系唐朝的命运所在，从唐太宗到唐玄宗，都在大力经营西域地区，对西域地区进行持续性扩张。安史之乱后，由于河西走廊被吐蕃侵占，大运河也因为战乱缺少维护逐渐淤塞，由于无法利用大运河对国内资源进行整合，长安失去了对外贸易的中心地位，从此唐朝便一蹶不振。

唐朝时期曲辕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农耕技术达到了顶峰，这一革命性的农具直到今天在我国一些农村地区仍在使用，曲辕犁将生产力提升的同时也意味着农耕生产技术的的发展开始走向停滞。农业生产技术走向停滞对于以农耕为主中原王朝来说是十分危险的，伴随着农耕技术的外溢导致周边游牧民族逐渐掌握其生产技术后中原王朝将无法在生产力上面对周边民族构成压倒性优势，也就意味着中原王朝很难实现统一全国以及抵御周边民族入侵。

中原王朝对周边民族发展的向心力消失，国家走向分裂与冲突，这为两宋时期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政权并立的局面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成熟的农耕技术加上良好的自然条件让宋朝的农业产量得到大幅提升，农业产量的提升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加之有限的土地资源使一部分人口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从事手工业以及商业活动，商品经济开始在宋朝蓬勃发展。

唐朝自安史之乱之后河西走廊被吐蕃占据，中原王朝失去了陆上对外扩张的通道导致原有的资源被逐渐消耗殆尽后又一次被迫进入存量博弈的危险境地出现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后晋石敬瑭为了争取契丹对其政权的支持，将中原王朝的重要屏障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北方游牧民族没有了幽云十六州的阻碍顺利进入北方农耕地区，逐渐由游牧社会转向农耕社会，社会生产力得到提升经济军事实力也大幅增强。

北宋建立后由于农耕技术发展走向停滞，对外扩张风险升高甚至出现负收益的情况，大量农民破产抵押土地出现了土地资源向少数人集中的现象，为此北宋政府被迫出台“不抑兼并”的法令，地方豪强重新抬头。为了维护中央集权遏制地方分裂势力，北宋政府实行“强首都”的战略，不仅将地方精锐部队调往首都，官僚数量也大大增加，造成首都开封人口暴增，成为百万人口级别的特大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则需要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导致中央财政入不敷出，最终形成了北宋时期“冗兵”、“冗官”、“冗费”的三冗危机。

宋神宗即位后开启了王安石变法，变法根本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其中“富国”则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通过一系列理财新法的实行，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新的财政收入项目，在发展生产、均平赋税的基础上，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 财政收入的迅速增加，彻底改变了北宋"积贫"的局面。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户的高利贷，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免役法的推行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社会经济发展，人民负担减轻，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强兵”则是提升军队战斗力，保甲法的推行，加强了农村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了农村的社会治安，建立了全国性的军事储备，并节省了大量训练费用;裁兵法提高军队士兵素质，将兵法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加强了军队战斗力;保马法使马匹的质量和数量大大提高，同时为政府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军器监法增加了武器的生产量，质量也有所改善。

变法的强兵措施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这是北宋军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总的来说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政府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对外战争中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其变法是建立生产力并未得到本质提升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生产力提升带来的物质财富反哺改革，过于先进的变法措施反而加重了民众的负担，注定了走向失败的局面。

不过北宋政府还是有机会延续改革，那就是对外扩张寻找新的资源缓解国内矛盾，为此北宋发动了对西夏的战争，由于战事进展不利对西夏战事最终失败也导致了王安石变法的彻底破产，北宋政府崛起最佳的机会流失了。此后的北宋政府陷入了新旧党争的糟糕政治环境中，新旧党争的存量博弈极大地消耗了宋朝的国力，直到金兵南下都城被攻破大量皇室成员被俘北上，成为中国古代历史极其屈辱的一页。随后的南宋政府国土面积缩小，战略环境又一次被压缩使其在存量博弈的深渊中越陷越深，而这时的南宋朝廷党争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加剧了这种现象。

宋朝时期虽然农耕技术发展走向停滞，但是得益于南方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便利的水利交通条件，商品经济成为宋朝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良好的自然条件让农业产量得到极大提升，养活了更多的人口，可以让一部分人口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从事工商业活动，使得宋朝的商业活动变得十分活跃，除此之外南方地区河网密布，便利的水运条件更加促进商业贸易的发展。

商品经济的发展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市与坊的限制被打破，营业时间也不再受到限制出现了夜市甚至晓市。娱乐行业空前繁荣，出现了瓦市与勾栏，宋词作为新兴的文学形式标志着市民阶层的崛起。宋朝的手工行业十分发达、行业众多，采矿、制瓷、造船、印刷、纺织等行业发展居于世界前列。频繁的商业活动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现代银行的雏形开始出现，极大地便利了商业活动。商品经济的发达使得海上贸易成为宋朝经济扩张的重要方向，

当时，亚非各国与中国通商的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重要的有高丽、日本、交趾、占城、真腊(柬埔寨)、蒲甘(缅甸)、勃泥(加里曼丹北部)、三佛齐(苏门答腊东南部)及大食等，这为明朝时期郑和下西洋埋下了伏笔。两宋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反映了商品经济逐渐成为农耕经济之后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历史进步的体现，这也为我们在原有经济发展走向停滞时寻找新的经济发展增量提供了借鉴意义。

明朝时期的商品经济与农耕经济出现严重冲突，甚至出现商品经济反噬农耕经济的现象，在政治上表现为海禁政策的实施以及东林党与皇权的斗争。宋朝以后，南方地区经过长时间的开发凭借良好的气候、降水以及交通条件成为了封建王朝的财税重地，但南北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也显现出来。元朝时期，为了维持中国统一改善南北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状，修建了京杭大运河并定都北京，北京成为了沟通中原农耕经济与北方游牧经济的关键节点，也是中原王朝向东北方向扩张的重要支点。明成祖定都北京“天子守国门”，依托京杭大运河的北京不仅能有效抵抗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也能凭借独特的交通优势促进中原地区与游牧地区贸易往来，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统一与经济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在宋元时期发展走向巅峰，明朝建立后商品经济继续发展，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升，农民在种植粮食作物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以外还会种植一部分经济作物加工制成手工产品用以商品交换。在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得以提升的同时海外贸易的版图也得到了极大地扩张，不仅与东南亚、南亚地区贸易频繁甚至在中亚以及西非等地区也有贸易往来，对外大量出口瓷器、丝绸茶叶等手工业制品进口香料、药材等物资，海外贸易成为国家重要的税收来源。

明成祖朱棣称帝后为了继续发挥海外的贸易的优势作用，主导海外贸易建立稳定的海外贸易秩序派遣郑和七下西洋。不过随着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农业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出现严重阻碍，商品经济开始反噬农耕经济，为了追求利润原先种植粮食作物的农田开始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出现大面积“改稻为桑”的种植局面，影响了国家的粮食安全，为了限制商品经济过度发展反噬农业，明朝时期开始实行“海禁”政策，维护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农耕经济非常脆弱，一旦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洪水干旱等都会导致粮食大面积减产加之人口增加土地兼并等现象致使阶级空前尖锐引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将直接影响王朝存亡，因此中央政府不得的限制商品经济过度发展反噬农耕经济从而影响国家稳定，郑和下西洋的战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得不走向停止。

明成祖后为了维持中国统一和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定都北京，不过此时经济重心已经彻底难移，要想维持国家统一就必须依赖南方经济发达地区对北方进行输血，京杭大运河也成为维持中央王朝生死存亡的生命线直到清朝时期仍发挥巨大作用。由于北京远离南方经济发达地区导致中央政府难移掌控经济发展增量，坐视南方地区经济豪强势力做大，甚至在政治形成了东林党集团，寡头经济绑架国家权力的局面。

这就造成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开展海外贸易不仅利润丰厚而且交通便利，但是往东北方向扩展不仅产出低而且气候恶劣，无法产生足够的经济利益，反而成为财政上的一个无底洞。这就导致中原王朝无法有效整合南方地区的资源向北进行重点突破，反而处处受制于南方地区的利益团体的阻挠，坐视北方渔猎民族做大对国防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为了能够较好地管控对外贸易，掌握对外经济发展的增量，维持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明成祖时期开始组织郑和下西洋，以官方船队的方式主导对外贸易。也正是因为郑和下西洋的成功，使得明成祖有了足够的财力修建紫禁城并迁都北京。

不过郑和下西洋虽然规模庞大，但是由于是由政府组织，造成了效益低下超过了农耕经济地承载能力，因此郑和下西洋前后组织了7次便戛然而止。明朝首都远离东南经济中心，在农耕文明时期很难征收和利用赋税，加之明朝中后期东林党集团的形成，海外贸易利益巨大导致海盗盛行，种种因素严重干扰了明王朝的税赋的征收和利用，财政紧张贯穿了明王朝的始终，最终导致了明末农民起义以及明朝的灭亡。后来的清王朝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明朝灭亡的教训，为了维持中央政权的统一，实行了闭关锁国的策略，只保留广州一个口岸进行对外通商，但这一举措也为中国近代彻底落后欧美各国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埋下了伏笔。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凭借《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政治、经济各方面大肆侵华。清政府为了支付高达2800万元的战争赔款和赎城费，弥补由于鸦片大量输入而造成的财政亏空（道光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平均每年流出白银1000万元），加紧横征暴敛，增加税收一至三倍以上。兼之外国工业品大量，使中国城乡手工业受到摧残，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地主阶级乘机兼并土地，加重剥削。

民族矛盾的加剧促进了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广大农民饥寒交迫，纷纷揭竿而起，鸦片战争后十年间，各族人民自发的反清起义达100多次，最终导致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 太平天国运动在发展初期发展十分迅速，在短短几年的军事斗争便于1853年3月攻占了攻占了南京并命名为“天京”作为太平天国政权的都城。之后太平军很快收到了清政府的反扑，清政府在先后建立江南、江北大营与太平军进行军事对峙并伺机夺取天京，为了解除清政府对太平军政权的封锁，太平军开始了北伐和西征。在经历北伐和西征之后的太平天国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开始进入全盛时期。

受限于农耕经济固有的局限性，太平天国在政权建立后很快进入了存量博弈局面，统治阶层为了维持自身的特殊利益迅速进入了封建化进程，洪秀全大封诸侯王、肯定了封建伦理思想这些都表明太平天国的领导团体寻思走向腐化。另外天朝田亩制度的空想性缺乏实践意义，使其之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更是出现了统治阶层因利益分配不均引发了内讧，翼王石达开负气出走极大地削弱了太平天国政权的实力，导致了太平军在军事上接连失利，最后失败。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根源则在与农耕经济的局限性无法与同时代的工业文明进行竞争，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得到了外国势力的大力支持，不仅给予资金、武器装备甚至出动雇佣军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配合曾国藩的“结硬寨，打呆仗”的军事策略再加上外国势力对太平天国政权实行经济封锁，迫使太平天国政权与清政府进入存量消耗的战略劣势，最终导致失败。

太平天国政权与清政权的博弈中清政府由于得到了外国势力的支持在经济以及军事实力上逐渐超过了太平军，而太平天国政权由于自身腐化、内讧以及外国势力的封锁，经济军事实力迅速衰弱处于存量博弈的地位，所以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有其历史必然性。值得一提的是，太平天国运动为了摆脱自身的劣势地位，促进自身经济发展增强自身实力，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步资本主义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这无疑是有利于时代潮流的，也是太平天国政权试图由自身的存量博弈地位转向增量博弈的一次有益尝试。

中国共产党自从武装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第一枪之后，开始尝试建立工农武装割据政权采取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策略，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斗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内采取“打土豪，分田地”的策略赢得了农民群众的支持，对外利用国内军阀混战的局面，无法全力应对的情况下积极发展自身力量，经过近十年的武装斗争并先后粉碎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扩大了根据地以及红军的实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引起了外国殖民势力主义的主义，为了尽快扼杀中国革命西方帝国主义大力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因此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一面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置军火，聘请军事顾问和专家等方式得到外国殖民势力的支持，另外国民政府也在进行经济建设开展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此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其整体实力与以往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虽然中国共产党工农武装割据政权经过了近十年的发展经济实力以及军队数量都得到了一定增强，但是由于根据地大多处于各省交界的偏远山区再加上外国势力的经济封锁，整体实力仍然处于相对弱小的局面，一旦敌对势力整合各省军阀势力对苏区进行经济封锁，苏区将会从战略上处于严重不利地位。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

此时的苏区在取得了前几次的反“围剿”胜利后导致领导内部左倾冒险主义盛行，不仅兵力分散还与敌方进行正面作战，这些举措都极大地消耗了红军的实力使得苏区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陷入存量博弈的危险境地，长时间的军事对抗消耗了苏区大量的兵源与物资储备，根据地面积也在迅速缩小，红军苦战一年也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1934 年10 月，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出根据地，开始长征。从根本上来说虽然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中国工农红军的实力有一定的增强，但是和国民党反对派的实力对比上仍然是处于弱小地位，所以一旦敌对势力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对苏区进行消耗战，失败其实是在所难免的。

国共十年对峙与太平天国运动其实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不一样的，其原因是太平天国政权虽然在发展早期反映了农民迫切的土地问题而得到了农民的支持，但是由于其农民阶级局限性，没有接触先进的工业生产力，无法为自身经济提供足够的增量加上过早的封建化使其脱离了民众，最终导致失败，虽然太平天国政权在后期提出了《资政新篇》，但也最终缺乏客观的社会环境而没有成功实施。而中国共产党在建立革命根据地时期，除了进行土地改革保护和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外，还在革命根据地进行有限的工业化建设，苏维埃政府在鼓励发展个体手工业生产的同时，也加强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

据统计，到1934年2月，中央根据地的兴国、胜利（位于于都北部）、赣县区等17县的手工业合作社发展到176个，社员3.27万余人，股金5.05万余元。与此同时，公营的军需工业和厂矿企业也开始建立起来。直属中革军委领导的官田兵工厂由最初的六七十人，到1933年发展为400多人。中央被服厂设在瑞金七堡，全厂约700多人，缝纫机100多架。中央钨砂公司下属铁山垅、盘古山、小垅等矿场，年产量约计1800吨，约有5000工人。还有中央印刷厂、中华商业公司造纸厂、瑞金纺织厂等。其他根据地的手工业生产也有较快的发展。如川陕根据地在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开办了兵工厂、被服厂、织布厂等。

通过开展一些有限的工业化建设，不仅吸纳了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更有力促进根据地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以及根据地胜利果实的保卫。除此以外，中国共产党还加强了廉政建设，对根据地政权机关工作人员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即将反腐肃贪作为一项重要的斗争任务列入议事日程，建立包括司法监督、党政监督、审计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在内的监督机制。临时中央政府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先后查处多起贪污浪费案件，严惩了腐败分子。苏维埃政府坚决地开展反腐肃贪斗争，得到根据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因此，在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后，中国共产党才可以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及时进行战略转移最后成功到达陕北，没有成为石达开第二。

中国的抗日战争早在1931年就爆发，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地区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日军侵占，日本在占领东北后又将魔爪伸向华北爆发了“七七事变”，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就此开始。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为抗击日军侵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结果却是战争爆发后仅10个月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等城市相继陷落，面对严峻的现实国内出现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但这两种观点都未能给中国目前的抗日战争做出正确的战略指导，为此毛主席编写了《论持久战》。

在《论持久战》中毛主席指出：抗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场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论持久战将我国抗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在第一阶段由于中日国力相差悬殊，中国被迫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日本在1936年铁产量为309万吨，钢产量为640万吨，能制造战列舰、航空母舰、巡洋舰、战斗机、轰炸机、舰载战机、大口径火炮、坦克、装甲战车等。1937年日本飞机年生产能力已约600架、坦克约200辆，在作战中可以保障军火源源补充。而当时的中国铁的年生产量不足10万吨、钢的年生产量不足千吨，仅有很小的军火工业生产能力，可以生产少量步兵武器、小口径迫击炮、小型艇船等较小型武器装备，根本无法满足战争对武器装备的需求。大型武器装备如飞机、火炮、坦克、机动车辆、舰艇等都不能制造，完全依靠向外国购买。

如此悬殊的国力表明抗战初期的中国在正面战场是无法有效抵抗日军的疯狂进攻的，历经太原会战、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枣宜会战、徐州会战等大的战事后国民党军败退重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抗击日本侵略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逐渐开辟敌后游击战场。抗日战争对中日双方来说对自身资源的消耗都是十分巨大的，在抗战初期日军虽然通过一系列的会战占领了中国的一部分城市但也大量消耗了日本国内的资源。

抗日战争每延长一天日本就需要花费500万美元相当于10万两黄金，巨大的资源消耗迫使日本不得不向英美荷兰等国进口原料，1937年日本政府的黄金储备是388吨，到38年竟剧减为只剩25吨。自1937年爆发的抗日战争在本质上是中日两国的存量博弈，中国丧失了东部地区的大片领土而日本则因为急剧扩大的战争规模消耗了自身的大量资源储备，日本国内资源面临枯竭的境地。

不过随着战争时间的延长中国大片领土沦陷有走向亡国地风险，对当时的日本来说漫长的战争带来巨大的资源消耗也将国民经济入拖崩溃的边缘，因此中日双方都迫切需要获得新的资源来维持战争的进行从而迫使对方的经济首先崩溃，最终在长时间的战争状态中耗死对方，抗日战争由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既有日本对中国的存量绞杀也有中国的增量突破。首先是日本对中国的存量绞杀，为了获得新的资源维持对华战争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偷袭美国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然后迅速攻占东南亚地区获取其急需的石油、橡胶等战略资源。

日本为了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组建了“滇缅路封锁委员会”对当时中国对外获取战略物资的主要通道——滇缅公路进行狂轰滥炸，为了保卫这条战略通道国民政府在1941年底派遣了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但由于远征军作战失利，这条战略通道最终也被切断。日本除了对中国进行经济、军事上的封锁以外，还对当时的国民政府进行“政治诱降”，导致的结果就是以为首的大批国民政府高官投敌叛国，在日本的扶持下成立了伪中央政权。期间国民党顽固派与日本帝国主义却在“”上面达成了一致，在中华民族生死危急关头国民党顽固派竟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军事进攻我抗日武装，1941年1月6日中国领导的新四军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队七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

为了绞杀中国共产党的游击战术，日本进行了进行极为野蛮残暴的“三光政策”，用“保甲制”来断绝共产党军队与当地民兵的接触，设立无人区，甚至使用违反国际法的生化武器来作战，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在日本的存量绞杀下，抗日相持阶段是中国抗日最艰难的时期，不仅外有强敌入侵，而且内部还有国民党顽固派蓄意破坏。

日本在战略相持阶段对中国进行存量绞杀的同时，中国也在进行增量突破，这为我们最终取得对日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埋下了伏笔。中国的抗日战争本质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具有正义性，得道者多助，而日本发动的法西斯战争具有非正义性，失道者寡助。日本在发动对外战争中除了掠夺资源还制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例如、新加坡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等，这些反人类的暴行将日本彻底推向了人类文明的对立面，日本在占领区的暴行使当地人民群众纷纷走向了反抗侵略的道路，为中国实现增量突破提供了契机。为了对抗日本等法西斯国家的侵略1942年1月1日，英美苏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终形成，反法西斯国家对日本等法西斯国家的绝对优势形成。

日本在偷袭美国珍珠港后出兵东南亚地区切断了滇缅公路，虽然陆上的交通线被破坏但是在中美的努力下开辟了空中运输通道—驼峰航线继续为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输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深入敌后充分发动人民群众进行敌后游击战争，面对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全军化整为零保留实力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扫荡”斗争，如著名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等，有效地牵制了日本的大部分军力，使日本继续深陷中国抗战的泥潭中，无法全力应对太平洋上地对美军事作战。因作战失利而被迫撤退回国内印度的中国远征军，也在美国的支持下进行军事训练和装备补给，极大地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并进行了第二次远征，先后发动了缅北战役、滇西战役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在抗日相持阶段，由于日本法西斯的非正义性，为中国进行反法西斯侵略实现增量突破提供了契机。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中，在中国共产党、中国远征军以及美国的联合反击下，中日双方的战争形势逆转。标志着日本对中国的存量绞杀计划彻底破产，也标志着中国的增量突破得以实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开始对日本进行战略反攻，取得了反法西斯主义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古雅典的民主化改革其实是建立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公元前8世纪以后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带来了雅典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以及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贸易的繁荣，雅典社会诞生了一个新的工商业奴隶主阶层并不断发展壮大，工商业奴隶主迫切要求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

这为梭伦改革的诞生提供了可能性。雅典地区的手工业发展以及商业贸易的繁荣、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发展增量为梭伦改革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极大地减少了雅典社会变革的阻力。梭伦改革首先在经济上废除了奴隶制度，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为了促进这些劳动力的就业，颁布了许多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如奖励外地工匠移民雅典，提倡公民学习手工业技术；改革度量衡便利经济沟通交流。在政治上废除世袭贵族的垄断权利，不再以出身而以财产的数量来划分公民等级，这实际上是将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纳入了政治权力之中，为改革提供了政治支持。

工商业的繁荣发展给古雅典带来了相对较为充足的物资财富也带来了工商业阶层的崛起这些都有利于梭伦奉行“中庸”的改革路线，进而实现社会的平稳过渡。不过梭伦的要想延续民主改革必然要走对外扩张的路线，公元前600年左右梭伦被任命为指挥官指挥军队夺回了萨拉米斯岛，解除了城邦的外围威胁也为雅典的对外扩张扫清了障碍，此后雅典逐渐走向对外扩张的战略路线。后续的克里斯提尼改革、伯利克里改革继续对雅典进行民主化改革，在进行对外扩张的同时极大地促进了雅典地区的工商业发展也推动雅典文明走向极盛。

在雅典走向繁荣和对外扩张的进程中西亚兴起波斯文明也在进行对外扩张，希波战争不可避免。面对波斯帝国的入侵古希腊组成了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主导的军事同盟，先后进行了两次希波战争最终成功击退了波斯帝国的入侵成功捍卫了古希腊的文明成果，雅典民主制也在伯利克里执政时期达到黄金时代。虽然古希腊击退了来自波斯帝国的入侵，但是也显示出此时的古雅典已经到达了自身文明扩张的极限，如果不能实现自身文明持续对外扩张整个文明将会被迫进入存量博弈的恶性循环之中，那么对整个古希腊文明都是非常危险的。

雅典地区的民主仍然属于奴隶主阶级的民主，民主仍然是属于城邦的一小部分人，包括奴隶以及妇女并未享受民主的权利，这限制了城邦内部力量的进一步整合。其次古希腊地区地形以山地、岛屿为主，导致古希腊多为城邦型国家小国林立未能建成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再加上土地贫瘠粮食生产有限无法为对外军事扩张提供充足的后勤保障，这也就意味希腊无法充分整合自身优势对外进行持续性扩张。

希波战争结束后由于雅典文明对外扩张受阻，雅典各个城邦之间随即进入了存量博弈阶段。希波战争中，希腊各城邦建立了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战后逐渐成为雅典实现其霸权的工具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不满雅典的霸权，公元前431年正式引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后面的几次战争雅典被击败斯巴达成为该地区新的霸主，不过斯巴达的霸主地位也并没有持续太久，古希腊地区重新进入混乱状态。雅典和斯巴达先后成为该地区的霸主。不过旷日持久的争霸战争极大地消耗了雅典地区的实力随着北方马其顿的崛起南下向希腊进攻，在占领希腊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为了避免进入新的存量内耗开始带领他的希腊—马其顿联军向东扩展甚至扩展到了印度河流域，但是由于马其顿没有将希腊地区进行充分整合，亚历山大死后希腊文明也随之中断。

罗马立国之初，地促势微，四面受敌。虽然面临严酷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有限的生存资源，但是罗马依靠加强公民集体内部团结，充分利用四邻因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而不可能有效地联合起来这一有利环境，以武力和外交手段使自己摆脱了困境，进而在扩张中节节胜利。

自公元前 5世纪初开始，古罗马走向迅速扩张的道路，经过3次维伊战争、3次萨姆尼乌姆战争以及皮洛斯战争，控制了意大利中部和南部，至公元前 3世纪上半叶，整个意大利除北部波河流域外，尽为罗马属地。统一意大利之后罗马进而向海外扩张，经过3次布匿战争、3次马其顿战争至公元前 2世纪下半叶，罗马已经扩张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庞然大国，地中海成为了古罗马的内湖，持续到公元3世纪。

古罗马前期能够迅速对外扩张，除了自身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外，地中海便利的航运条件也为古罗马的扩张提供了充足的后勤保障，不过一旦深入内陆受限于内陆恶劣的交通条件古罗马的扩张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一旦对外扩张陷入停滞那么古罗马将不得不进入存量博弈的局面。公元395年，内外交困的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土崩瓦解，东罗马帝国或称之为拜占庭帝国名正言顺的成为了罗马帝国的正统。此时的领土仅包含小亚细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1453年，拜占庭帝国为奥斯曼帝国所灭，罗马帝国领土全部丧失，仅余梵蒂冈一隅之地，帝国宣告彻底灭亡

长年累月的战争对国家财政的消耗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古罗马并没有因为频繁地对外战争而损害国力，反而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土范围，经济发展也走向繁荣，说明古罗马的对外战争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获取奴隶。常年不断的战争为罗马输送了大量的奴隶，奴隶劳动力的广泛使用催生了古罗马工商业以及信贷业的繁荣。罗马以意大利为基地凭借地中海便利的交通条件进行对外扩张促进了罗马地区的经济繁荣，但是罗马将地中海变成自己的内湖后丧失了原有的交通优势扩张遇到了瓶颈。对外扩张陷入停滞也就无法获得更多的奴隶，罗马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帝国势力开始衰退。

古罗马的经济繁荣来基于奴隶制经济。古罗马对外扩张的重要目的就是掠夺外族奴隶，公元前3世纪在征服意大利南部山地民族的战争中，有3.6万战俘被卖为奴隶。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迦太基城中残存的5万人全部成了奴隶。在希腊北部的一次战役中，罗马军队掳掠了15万居民卖做奴隶。罗马统帅恺撒在征服高卢以后，把40万人当作奴隶卖掉，所以恺撒是他那个时代最大的奴隶主和奴隶贩子。

在古罗马对外扩张中掠夺的大量奴隶因其“经济性”被奴隶主用来担任繁重的工作，如农耕、开矿、放牧等，或把他们送至角斗场，让其充任角斗士，为古罗马的经济繁荣提供了基础，但也使得小农劳动由于无法与之竞争，独立的小农被逼得走投无路，他们抵押了部分、甚至是全部的土地迁往别处，或者流落在城市中做城市无产者。这些努力从事着古罗马最底层的工作却没有必要的人身安全保障使得奴隶们死亡率极高，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古罗马必须持续进行对外军事扩张以掠夺更多的奴隶维持自身经济发展，一旦古罗马对外扩张陷入停滞，失去了奴隶来源的古罗马经济也必将走向崩溃。

古罗马的发展依靠剥削奴隶带来了经济上的空前繁荣也让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为了稳定社会秩序调节社会关系，古罗马诞生了《十二铜表法》、《公民法》、《万民法》等法律，最终在公元534年在东罗马帝国国王查士丁尼的主持下编撰完成《民法大全》。罗马法律基本思想和原则随着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传播到全世界，对世界各国的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欧洲文明在全球崛起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什么所谓“民主”“法制”等，而是源于欧洲的一次重大的地缘大发现。公元14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建立阻断了路上丝绸之路迫使西方国家不得不寻找新的贸易通道。陆上贸易线路的中断使得欧洲国家只能通过海路来开辟新的东西方贸易路线，来自中国的指南针传入西方为欧洲新航路的开辟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在哥伦布、迪亚士、达·伽马等航海家们的努力下，欧洲到印度的航线被开辟出来，美洲大陆也呈现在世人眼前。新航路的开辟和新的美洲大陆，在促进西方文明崛起的同时也为接下来的欧洲殖民者在美洲殖民扩张埋下了罪恶的种子。

美洲以及非洲地区由于地缘相对封闭所以发展较为落后，大多处于落后的原始社会阶段，欧洲的殖民者的到来实际上对这些落后的文明来形成了代差，来自欧洲的火药步枪、传染病等武器对美洲的土著文明的弓箭长矛等武器构成了降为打击，美洲土著在欧洲殖民者的屠杀下人口大量减少，根本无法抵抗殖民者的入侵。

为了高额攫取利润，欧洲国家陆续在非洲以及世界其他文明较为落后的建立殖民地，大量的黑奴被贩运到了美洲地区，然后再从美洲地区运回烟草、甘蔗、黄金等极大地促进了欧洲地区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欧洲的资本主义也因此迅猛发展，来自西方国家的文化大肆扩张到全世界，建立了影响至今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体系。虽然欧洲以及北美地区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但是代价却是极为沉重的，据资料统计黑人部落"猎奴战争" 在400年的奴役过程中，非洲黑人被杀了上千万；圣多明各岛在十八世纪上半期共输入奴隶280万人，而到1976年仅剩下65000多人，平均每年要死亡四万多人；按照每运至美洲一个奴隶，最少要牺牲10个左右非洲黑人的计算方法，奴隶贸易使非洲损失一亿人口，这个数字相当于1980年非洲人口总和。

殖民扩张为工业革命的开展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本，工业革命在英国迅猛发展。圈地运动的进行使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为工厂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自然科学的进步尤其是蒸汽机的发明为工业的开展提供了技术支持、最重要的是庞大的海外殖民地释放了巨大的市场需求，这些都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生产力的进步也带来了欧洲各国的社会性质的变化，逐渐由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阵营。随着工业革命在欧洲各国陆续开展，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获取利润最大化疯狂压榨底层工人阶级群体导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法英德先后爆发了里昂人起义、宪章运动以及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这些工人运动的开展表明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在欧洲乃至世界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建立了世界上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

遗憾的是工人运动遭到了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最后走向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无产阶级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力量相对于资产阶级仍然相对弱小，其次是这些工人运动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在斗争目标上具有一定的短视只是争取“权”和改善工人待遇没有彻底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目标，具有妥协性。

在斗争策略上无产阶级也缺乏统一的调度和指挥一旦资产阶级对其进行封锁往往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另一方面则是工业革命的开展让资产阶级不仅拥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和海量的工业产品以及广阔的海外殖民地，实力异常雄厚。

工人运动前期发展极为迅速但此时工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相对于资本家来说不过九牛一毛而已，资本家完全可以利用自身拥有的巨大资源优势对工人组织内部进行分化瓦解，威逼利诱等手段镇压工人运动，所以这时期工人运动的失败有其必然性。不过工人运动的开展还是有一定成果的，它促使资本家改善工人阶级的工作条件，增加社会福利等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殖民地分赃不均所造成的。新航路开辟后率先占据了大量殖民地的西方国家例如英、法等国率先开启了工业化进程并向一部分国家扩散，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一部分抓住机遇加速工业化的国家开始崛起，例如德国、日本、意大利以及美国等。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德日一等国也相继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不过先发工业化的国家例如英法等占据了海外大量的殖民地并且执行一些排外的贸易政策使得这些国家对外扩张并不顺利，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新兴资本主义强国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产业高度重叠，为了争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矛盾日益尖锐，大战一触即发，最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

毫无例外的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国最终都失败了，究其原因则是因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走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殖民扩张的老路，导致新兴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存量博弈之中，遭到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存量绞杀，老牌资本国家通过充分动用殖民地的物资以及人员大量投入到战争之中进行持久战，例如一战时期就有大量的中国劳工被英法派遣到欧洲战场上充当后勤保障工作。另一方面，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资源有限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大量殖民地的人民抢夺该地区的物资如日本对中国军民的以及德国纳粹疯狂迫害犹太人等，这些举措无疑将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因此德日等国在国际上被政治被空前孤立，经济贸易被封锁，加上双方武器代差相差不大，一战以及二战的策源国陷入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存量消耗之中，失败其实是必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传统欧洲强国英法等国损失惨重国力严重受损导致以英法为主导的殖民主义国际秩序走向崩溃，成立了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主义政治经济国际秩序，联合国中美苏两国实力最为强大诞生了分别以美国为主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苏联为主导的华沙条约组织的两极格局。为了争夺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的主导权美国和苏联之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增量和存量博弈直到苏联解体。

在二战结束后英法等欧洲国家在国内经济遭到严重损失的同时其对殖民地控制力也在减弱，亚非拉殖民地区民族独立情绪高涨，各个殖民地独立运动此起彼伏，大批原殖民地纷纷独立，例如亚洲地区的印度、中国分别在1947年、1949年实现了民族独立，其他地区在五六十年代实现了民族独立，这标志着以英法为主导的殖民体系走向崩溃。

由于大量的殖民地独立和一些国家战后重建都急需资金和技术的支持，美苏两国战后实力最强，因此美苏两国则借此机会扩张自身势力范围，对上述国际和地区进行一系列的经济、军事援助。美国对西欧等国制定制定了“马歇尔”计划帮助西欧进行战后重建，对日韩中国台湾以及东南亚等地区进行产业转移等；苏联也利用宽松的战略环境对内开启了赫鲁晓夫改革对外与东欧国家成立了“经互会”，对中国援建的“156”计划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全套工业体系的转移。

美苏两国的战略扩张在战后初期对援助所在国的经济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美苏两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也都大为增强。美苏两国进行战略扩张获得了大量的物质资源和吸纳和培养了更多的顶尖科技人才，在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撑下美苏两国取得了大量的科技成果，苏联在1957年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后来又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的载人航天，美国则在1969年进行了人类首次登月；另外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技术以及原子能技术也在飞速发展，这些技术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不过美苏两国对外进行经济、军事援助的根本目的是遏制对手从而称霸世界，随着对外援助的逐渐深入美苏两国的竞争也越发激烈，两国疯狂开展军备竞赛大力发展核武器，使整个国际社会长期笼罩在核战争的阴影下。因此即使美苏两国处于增量扩张的环境中依然冲突不断，50年代初期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在朝鲜半岛的扩张介入将战火烧到中国鸭绿江边对我国国防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迫使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最终将战线推至38线附近签订“停战协议”。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美国不甘心失败，为了遏制苏联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于1961年介入越南战争并持续14年，其中美苏两国冲突最激烈的时候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世界核战争一触即发。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近20年的扩张后，原有的扩张资源即将被美苏两国消耗殆尽、扩张步伐放缓，两国的发展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苏联因长期注重重工业的发展而忽视轻工业，给苏联人民和各加盟共和国背上了承重的负担，导致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了“布拉格之春”的民主政治化运动；美国则因为长期卷入越南战场导致国内经济陷入“滞胀”困境，经济发展放缓民众反战情绪高涨，另外西欧和日本的崛起导致美国产品竞争力下降大量工人失业，最糟糕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也走向崩溃，此时的美国经济实力大为缩减，霸权地位严重动摇。

面对这些困境美国被迫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战略收缩政策，首先是改变对华敌视态度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其次是主动调整与盟国的关系，用盟国来牵制苏联，从越南撤军缩减军费支出；对内则是信奉新自由主义对国内经济进行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市场监管等措施，恢复国内经济活力。同样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也进行了勃涅日涅夫改革，通过恢复部门管理体制，加强对经济地集中领导，在坚持集中计划管理的前提下，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运用经济手段，刺激企业改进经营管理，提出扩大党内外民主等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苏联经济的发展，1975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达到美国工业总产值的80%以上，而农业总产值则达到了85%，从而使苏联成为欧洲第一和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

不过苏联在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成就后立即大量资源投入到对外武力扩张中，此时的苏联在外交上继续敌视中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支持越南战争消耗了苏联大量的国力，这些举措都使得苏联的外部环境继续恶化，导致勃涅日涅夫改革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改革后期国家经济越来越僵化。同一时期美国和苏联面临自身的发展困境都对国内进行了改革，调整了国内的生产关系，都使得国内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社会矛盾有所缓和。

美国和苏联的改革其实就是一次国内经济利益分配的一次局部调整，主要目的是整合国内资源从而集中力量进行下一次对外扩张。为了对外扩张能够获得足够的经济收益，美苏两国必须掌握全球经济发展增量，二战结束后全球经济快速发展被誉为“工业血液”的石油重要性与日俱增，毫无疑问谁掌控了石油谁就掌控全球经济发展增量，就能获得争霸的决定性胜利。

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了打击支持以色列的欧美国家宣布石油禁运，暂停了石油对外出口，这一措施直接导致全球石油价格上涨进而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原油价格的大幅上涨使得工业化国家生产成本过高生产力下降，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了20%以上，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生产力增长都明显放慢。1974年的经济增长率，英国为-0.5%，美国为-1.75%，日本为-3.25%。自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展以来石油在现代工业社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石油被誉为现代工业的“血液”大到国家的工业、农业、交通、国防，小到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全都离不开石油。毫无疑问，谁能取得对全球石油的控制权，谁就能掌握全球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量”，通过控制石油就能控制全球任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进程。

在二战结束后直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美元一直是世界主要流通货币，20世纪70年代金本位制终结之后，石油美元体系就一直是美元最重要的力量源泉之一。石油美元体系的形成要追溯到1971年美国政府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后，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同意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军火和保护，条件是沙特所有的石油交易都要用美元结算。因为沙特是OPEC中最大的产油国和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所以其他产油国也很快采用美元进行石油交易，石油美元体系从此确立。石油美元体系的确立推动了石油美元环流的形成，美国能够开动印钞机生产出大量美元，并在世界范围内采购商品与服务，而其他国家需要通过出口换得美元以进行对外支付，因许多国家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他们必须从辛辛苦苦建立的外汇储备中拿出相当一部分支付给海湾国家等石油输出国。

而石油输出国剩余的“石油美元”需要寻找投资渠道，又因为美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发达的资本市场，“石油美元”以回流方式变成美国的银行存款以及股票、国债等证券资产，填补美国的贸易与财政赤字，从而支撑着美国的经济发展。美国印出更多的美元带来更大的消费需求从而进口更多的工业制成品，工业生产国为了促进再生产赚取更多的美元进口更多的石油，石油出口国则将大量的美元用于购买美国国债以及股票等金融产品，从而促进美国资本增值以及全球经济进一步发展，当然也可以对一部分国家进行经济封锁。

苏联国土面积广阔自然也蕴含丰富的油气资源，1965年秋明地区的一个油井萨莫特洛尔油井投产，1969年苏联颁布《西西伯利亚石油与天然气工业发展措施》，使得该地区油气生产迅速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苏联的石油产量猛增，不知不觉中已在1975年超过了美国，有了石油这张底牌，苏联利用欧洲对能源的依赖开展石油输出战略，原本与苏联几乎断绝贸易往来的西欧，在石油贸易的拉动下竟然和平共处了起来，苏联同欧洲发达国家的贸易总额逐年增长，1970年为47亿卢布，1982年为377亿卢布，1983年为380亿卢布。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国际油价持续上涨，这让依赖石油出口的苏联赚得盆满钵满，国民收入和财政飞速增长，外汇也变得充实起来，时任苏联总统勃列日涅夫甚至自信地认为最少15年内无须再为危机忧心忡忡了，无须对石油工业进行改革了。虽然石油出口在给苏联带来大量外汇收入，但是也使得苏联的经济发展极其依赖石油出口，经济结构单一面临卡脖子地风险。

苏联的繁荣景象并没有持续很久，石油美元环流形成后美国迅速在全球进行战略扩张，里根上台后开始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利用石油美元环流的增量优势对苏联进行经济封锁。

首先是打击苏联的石油出口阻止苏联获得外汇收入，1981年里根总统下令对苏联封锁所有石油勘探技术，由于苏联没有独立的石油勘探技术导致苏联的石油勘探工作陷入停滞状态，极大地限制了苏联的石油生产使得苏联无法利用石油获取足够的外汇收入。然后是封锁苏联的融资渠道，1982年苏联对外借款的利率从7.8%一夜之间上涨至17%，高昂的利率完全断绝了苏联任何融资的渠道。最后是打击国际石油价格，在美国的威胁下沙特的石油产量达到了日产900万桶的历史记录，国际石油价格应声暴跌，油价由当时的35美元一桶暴跌到12美元，油价一暴跌，使得苏联的石油出口立刻受到冲击，每一年减少100亿美金的石油出口，约占当时苏联石油出口的三分之一。

美国利用石油美元对苏联实施的经济封锁致使苏联外汇收入大幅减少，苏联经济陷入严重困境，缺乏足够的外汇购买轻工业产品苏联国内民众生活极端困难最终导致苏联走向解体。鉴于石油对世界经济的深刻影响，苏联深知石油不仅关系自身国运更决定未来的世界格局，为了完全掌控中亚石油资源，苏联进行最后一搏发动了阿富汗战争。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逐渐正常化，为了遏制苏联在阿富汗以及中亚地区的扩张，中美进行战略配合，对阿富汗反抗苏联的军事组织进行装备和经济上的援助，迫使苏联深陷战争泥潭，东南亚地区中国与越南进行的两山轮战，苏联也对越南进行了长时间地对越援助，长时间的对外战争以及军事援助，加之无法利用石油出口获取外汇收入，最终拖垮了苏联这个超级大国。

中国在进行工业化初期阶的时候段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以及苏联的经济援助极大地促进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使新中国初步建成了较为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但是模式—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导致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其结果就是过分倚重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苏联的领导人对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其实是十分清楚的，斯大林死后继任的苏联领导人一直在进行经济改革，尝试突破自身经济发展的困境，但是由于美苏争霸相互敌对封锁的外部环境导致苏联改革无法获得突破性进展，反而将有限的改革成果投入到美苏军事竞赛中，限制了苏联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

自新航路开辟之后世界经济开始由分散走向整体，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欧美国家逐步建立起一套较为成熟的世界经济贸易秩序，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成立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关贸总协定等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加之二战后开启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促进了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展现了这套经济体系的高度成熟。此时的苏联却并未选择融入这套经济体系之中，选择了对抗的策略并成立了对应的“经互会”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隔绝开来，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对苏联发展的一种限制，虽然苏联在后期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但是却并未彻底打开国际市场，无法通过巨量的发展成果来反哺改革，最终导致改革失败，战略选择一旦错误，无论做多少改革最终都会归于失败。

在美苏争霸中，由于双方在军事上的势均力敌再加上核武器的存在，导致博弈双方其实都无法全面消灭对方，只能进行存量博弈依靠持久战彻底耗死对方。美国也正是采取的这种策略，建立了专门的国际组织对苏联进行科技封锁，最重要的是苏联由于本身实力较为弱小，却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与美国进行全球争霸中，导致苏联陷入了与美国的存量博弈的局面中，失败其实是必然的结局。

众所周知，苏联与中国都是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家发展的前期都是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为促进国家的工业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是到了发展后期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弊端暴露出来后都先后对其进行了改革，走向了成功一个走向了失败，其中的原因令人深思。究其原因则是社会主义其实更符合中华文明的价值体系，这与资本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体系是格格不入的，苏联虽然地处欧洲，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社会价值观、思想体系等仍然摆脱不了西方文明的影响，在本质上仍属于西方文明的一个分支。虽然苏联具备强大的军事和科技实力，但是思维方式与欧美国家并没有太显著的区别。

在美国强大的经济和文化攻势下对苏联进行了全盘西化的改革，尤其是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和多党制从根本上破坏了苏联存在的基础，另外苏联的经济和科研也受到欧美等国的制约，因此在美苏对峙中美国往往能够摸清苏联的底牌，导致苏联与美国的博弈经常处于战略被动的局面。里根政府上台后提出了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苏联为了确保竞争优势被迫进行战略跟进，消耗了苏联大量的资源，使苏联的国民经济背负了沉重的负担，极大地削弱了苏联的实力。因此，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是苏联并未形成独立且完成的社会主义文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