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古代中国妇女的地位极其卑下：她们要遵循“三从四德”，对公婆、丈夫要卑声下气，柔顺自敛；要操持家务、任劳任怨；丈夫死后不能改嫁，要守贞节；因天灾人祸爆发饥荒时，可被典卖、杀食……因而，现代人很自然地会得出除少数女子外，古代中国女子地位卑下，普遍被欺凌、奴役、压榨、虐待的结论。史实果真如此吗？其实，古代中国历朝都制定有保护妇女权益的政策、律令。

古代中国，重视、鼓励生育已成为很多统治者根深蒂固的信念：“户口之繁，朝廷之瑞；婴儿大折，元气亏伤。”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鼓励生育不能单靠空洞的道德说教和严酷的律令，而是要切实为孕妇及其家庭提供充分的物质保障，免除其后顾之忧，即“法之严，不若惠之厚”。

大略而言，主要有以下四种方式：

（一）钱、米等物质赏赐

古代中国，较早明确通过丰厚的物质赏赐来鼓励生育增强国力的，就是春秋时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他被放归国后，卧薪尝胆，立志复仇，为鼓励生育，他规定：“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

越王勾践

东汉的章帝也发布过类似的诏令。元和二年（77年）正月，汉章帝颁发诏书，规定：“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若家有孕妇，政府需赐谷物，名曰“胎养谷”，每人三斛，时价约为3240钱，大致折合孕妇8—9个月的基本口粮。

三国初，天灾、战乱导致大量民众死伤逃亡，曹魏时，辖境10余州人口总和，竟不及汉时一州人口数。因此，王朗建议说：“胎养必全，则孕者无自伤之哀；新生必复，则孩者无不育之累。”南朝的任昉任义兴太守时，一面在辖区内发布政令“禁民产子不举”，一面多次用自己的俸禄资助孕家，“有孕者辄助其资金” 。

南宋初，范如圭建议宋高宗恢复“汉胎养令”。高宗嘉纳其言，于绍兴八年（1138年）五月诏行胎养助产令：“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者，给钱养之。”州、县、乡村五等及坊郭七等以下贫家，若生育后无力赡养，“每人支免役宽剩钱四千”。绍兴十一年（1141年）进一步降低了保障标准：“乡村之人，无问贫富，凡孕妇五月，即经保申县专委县丞注籍。”婴儿出生后，“无问男女，第三等已下，给义仓米一斛”。

（二）免除孕妇丈夫赋、役、税

为使孕妇家人，尤其是她的丈夫能尽量照顾妻子，历朝多对孕妇的丈夫施以免役免税等优待。东汉章帝元和二年诏书中，就有“复其夫，勿算一岁”的规定。孕妇的丈夫享免役特权，并免收他一年120钱的人头税。所赐“胎养谷”折成钱，相当于免除夫妻二人13．5年的人头税。南宋绍兴八年的诏书中，也有免除孕妇丈夫一年杂役的规定。

（三）以新生儿数量作为官吏考核的重要内容

很多朝代还将官员辖区内新生儿数量的增减，作为考核他们的重要内容。官员升黜、奖惩，一决于此。比如绍兴八年诏书规定：“守令满替，并以生齿增减为殿最之首。”绍兴十一年又规定：若辖区内民户数在万户以上，一年新生儿数量达千人，“便与改官”。

（四）犯罪孕妇须缓行刑

早在先秦时，若无特殊缘由，孕妇犯罪，须待其生育后，再行刑罚。明代，有关法律更完善。《大明律》规定：孕妇犯罪，“皆待产后一百日拷决”。若孕妇未生，或生后不满一百天便遭拷决，而致堕胎、致死等后果，有关官吏应予惩处。即便孕妇被判死刑，也只能在她生育一百天后才能行刑。不遵者要遭杖决：“若犯死罪，听令稳婆入禁看视，亦听产后百日乃行刑；未产而决者，杖八十；产讫限未满而决者，杖七十。”这实际上也是对女性生育权的一种保护。

至迟西汉时，国家已有明文律令，保障妇女人身自由权利。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下诏：民因饥饿而自卖为奴婢，皆免为庶人。东汉光武帝建武七年（31年）也下诏规定，因饥饿或被掳卖为奴婢者，“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 。

早在周代时，已有对妇女，尤其是对寡妇这样的弱势女子群体，施以经济优待的礼俗存在。《诗经·小雅·大田》：“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人们收获后，不能捡光田里掉落的禾穗，要留给那些无依无靠的寡妇拾取。

汉朝时规定“女子勿输”，即妇女不承担徭役。西晋时按户征收户税，以成年男子为户主之家，“岁输绢三匹，绵三斤”，而以女子为户主者，缴纳的绢、绵为前者一半。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最初是名人明星，后来越来越多的普通人逐渐熟练地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名誉。这一现象易使人误解，在中国，维护名誉的观念、行为出现较晚。其实，古代中国，历朝多制定有维护名誉，尤其是维护女子名誉的政令、律令。即便民间，也往往自发实行若干措施，维护女子名誉。

清代《荒政摘要》一书记载，每逢大灾，官府、豪富或寺观往往熬粥施舍给灾民。有的地方规定：“少妇、处女初次到厂吃粥之后，当给半月之粮，令其吃完此米，再到厂中来吃一次。”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不可令彼含羞忍耻，日日到厂，挨挤于稠人广众之中”。这实际上是对未婚少女和已婚少妇名誉的一种保护：既可避免不法之徒趁机凌辱年轻女子，也可使年轻女子尽量不在大庭广众之下频频露面，招惹非议，损伤名声，贻羞父母和夫家。

综观古代中国历史，自先秦起，就有少数出身豪富家庭的女子，可博取较高的社会地位，如武则天位登九五之尊，君临天下；西汉吕后、北宋章献太后、清代慈禧等人宰制天下，不逊须眉。但毋庸否认的是，古代中国男女的政治、社会地位确实严重不平等。大多数女子，尤其是下层女子，常处于被压迫、凌辱的地位。前述历朝历代对女子生育、经济、人身、名誉等诸权利的保护，虽然是统治者出于繁殖人口、增强国力、稳定统治、缓和矛盾等考虑，而非单纯出于人性，对女性施以人文关怀，但它们毕竟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有的依然值得现代社会传承和借鉴。

（春秋）左丘明：《国语》，中华书局，2013年。

（南朝 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

陈业新：《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清）李侪农：《荒政摘要》，收录于李文海、夏明方主编：《中国荒政全书》，北京出版社，2003年。

（作者：浩然文史·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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