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被亵渎的母爱

　　1994年10月25日，一个平平常常的星期二夜晚，与南卡罗来纳州联盟镇的任何一个深秋之夜没有什么两样。

　　雪莉·麦克劳斜靠在客厅的沙发上，信手翻阅着当天的《联盟每日时报》。电视开着，躺在另一张沙发上的雪莉的丈夫瑞柯·麦克劳似睡非睡。麦克劳家在镇子的郊外，距约翰·D·隆湖约四分之一英里。一条纵贯东北与西南的49号高速公路从这里通往联盟镇。

　　雪莉在等着看9点档的节目。她抬眼看了看座钟，9点02分。雪莉正准备叫瑞柯把遥控器递给她，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骤然响起。夫妻俩起身拧亮室外门廊的顶灯，透过窗户看见灯光下一位从上到下几乎一身白的年轻女子——白色T恤外套一件胸前印有橘红色“奥本”字样的白色运动绒衫，白色网球鞋，白色袜子和一条浅蓝泛白的牛仔裤，戴金边眼镜，浅棕色的长发在脑后梳成一个马尾巴。女子看上去20岁出头，惊慌失措，满脸泪痕。雪莉打开门，年轻女子泣不成声：“请帮帮我！”“他抢走了我的两个孩子，还开走了我的车。”雪莉将她让进屋，女子继续道：“一个黑人抢走了我的孩子和车。”

　　瑞柯让他们的儿子小瑞柯赶紧拨打911报警电话。据警方记录，他们接到电话的时间是9点12分。

　　“有一个女士跑到我们家，她……有人跳进车里……在一个等红灯的路口，她的车里还有两个孩子。那人把车开走了，她被推下车来……现在在我们家里。”小瑞柯一边听着年轻女子的解释，一边对着话筒说。

　　“他劫走了两个孩子？”值班警员问。

　　“是的，还有车。我不……她非常歇斯底里。我想我应该报警，让他们赶快派人来……”

　　小瑞柯刚放下话筒，他的父亲一把抓起车钥匙：“走，看我们能不能找到他们。”他们希望那个劫匪还没走远，或者把孩子们扔在了附近什么地方。父子俩在外面，特别是在约翰·D·隆湖周围转了一个多小时，空手而归。

　　麦克劳家的客厅里，年轻女子终于平静下来。她告诉雪莉她名叫苏珊·史密斯，家住联盟镇。雪莉请她把事情的经过再讲一遍。

　　“我正在莫那科磨坊的路口等红灯，一个黑人跳上车来，命令我开车。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闭嘴，开车，否则我就杀了你。”苏珊说，她的车当时停在莫那科磨坊十字路口通往49号高速公路的主干道上，四周一辆车也没有。苏珊无奈，只得按照劫车者的吩咐驶离联盟镇，沿49号公路朝东北方向开了约摸4英里，直到“经过了那块路牌，他让我停车”。

　　“是那块到约翰·D·隆湖的路牌吗？”雪莉·麦克劳插问道。约翰·D·隆湖的牌子就在麦克劳家门前几百米。

　　“对。他要我下车。车停在路的中段，周围看不见一个人或一辆车。我问他：‘我为什么不可以带走孩子们？’他说：‘我没有时间。’”苏珊接着说，那人用枪逼着她，把她推下车。“等他终于把我推出了车门，他说：‘别担心，我不会伤害你的孩子们。’”

　　苏珊·史密斯说，她坐在地上，听见两个孩子哭着喊着要妈妈，却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人带着她的孩子们消失在黑暗中。不知过了多久，苏珊开始奔跑，直到她停在麦克劳斯家的门口。

　　苏珊问雪莉·麦克劳她可不可以用他们的卫生间，可不可以给她的母亲打电话。苏珊的手抖得厉害，是雪莉替她拨的号码。苏珊的母亲琳达·卢索不在家，苏珊又打电话给她的继父巴威利·卢索，还有她的丈夫戴维·史密斯。戴维当时正在联盟镇中心的超级市场温-狄克斯上班，他是那里的夜班经理。

　　就在苏珊和戴维通话时，联盟地区警署警官豪德·韦尔士赶到麦克劳斯家。他是第二个抵达“现场”的警方人员。韦尔士警官和苏珊·史密斯并不陌生，不光因为联盟是一个人口不足万的小镇，“Everybody knows everybody（每一个人认识每一个人）”，而且韦尔士夫妇与苏珊的兄嫂司各特和婉蒂·沃恩私交甚笃。现在的苏珊看上去和平时大不一样，她面带潮红，略显浮肿，两只神经质的手放在并拢的膝盖上。豪德·韦尔士例行公事地请苏珊复述了一遍她的故事，他一面听一面作正式笔录，不时插进一些有关细节的问题。苏珊告诉韦尔士警官，在被劫持时，史密斯家的两个儿子，一岁零两个月的亚历克思穿的是红底白条的外套，三岁的迈可穿了一套白色的衣裤。被劫匪开走的车是1990年的酒红色四门马自达·普鲁泰靳。

　　其实警方已经从911电话里掌握了这些情况，大规模搜寻的行动命令也已下达，正在联盟地区各警署值班的头批搜寻人员已经出发，更多的人正在从家里赶到。警方很快意识到，因为劫匪驾车潜逃，他可能的位置与案发地点的距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迅速扩大，以联盟地区的人力物力根本就无法实施如此大面积的搜寻。于是，南卡罗来纳州警署和公路巡警部在午夜之前加入了这次行动。不久，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也闻讯赶到。

　　就在豪德·韦尔士警官驱车前往麦克劳斯家的同时，49号高速公路上至少有十辆车也在朝同一个方向行驶。苏珊的家人们陆续赶到了。她的好友冬娜·格宁和父母也来了。当戴维·史密斯跨进门时，苏珊急切地迎上前去，扑倒在丈夫怀里失声痛哭。在韦尔士警官看来，这不过是一对夫妻在此情此景的惯常举动。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两位年轻人已分居多日。

　　苏珊·史密斯出生于1971年9月26日，在娘家时的名字叫苏珊·丽·沃恩，她是在联盟镇上土生土长大的。

　　联盟镇乃联盟地区首府，二者皆因位于镇西莫那科磨坊的那座联盟教堂而得名。联盟镇不大，镇中心除了各政府机构外，还有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联盟分校的校园，一个购物中心，和一些其他商店，包括全国性的连锁店沃玛特和几家超市，联盟地区人口3万，近70%是祖籍东欧的高加索人，还有不到30%的黑人。该地区南部的大片区域属桑密特国家森林，几乎所有的居民都集中在北面的联盟镇及附近的几个小镇。这些镇子周围分布着一些大大小小的传统型工业企业，就业人数13万左右。

　　苏珊的生父叫哈里·瑞·沃恩，原先是一名消防队员，后来在一家纺织厂工作。1960年，当20岁的哈里与17岁的琳达结婚时，琳达已经怀上了别人的孩子。沃恩夫妇一起抚养了琳达的儿子迈可，和他们自己的两个孩子，司各特和苏珊。

　　在苏珊儿时的记忆中，尽管母亲闲居在家，但家里总是乱糟糟的，父母总是在吵架，而且父亲经常对母亲拳脚相向，还不时扬言要杀了母亲和他自己。哈里·沃恩的暴力行为源自他的酗酒，以及怀疑琳达对他不忠。父母之间的紧张关系使苏珊和她的小哥哥司各特一直生活在一种莫名的恐惧之中，总觉得不定什么时候家里就会出事。1975年，苏珊的同母异父哥哥迈可企图上吊自杀未遂，后来被辗转送往公爵大学医学中心等处住院，接受心理及精神病治疗。这种不安定的家庭生活造就了苏珊忧郁的个性。一位小伙伴的妈妈形容幼年时的苏珊是一个“郁郁寡欢的小姑娘”，“经常呆呆地坐在那里，仿佛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在沃恩家人中，苏珊与她的父亲最亲近。只要有哈里在身边，小姑娘就会显得特别开心。1977年，琳达向丈夫提出离婚，那时苏珊刚过完6岁生日。在离婚判决书正式下达后两星期，琳达嫁给了她现在的丈夫巴威利·卢索。又过了三个星期，1978年1月15日，哈里·瑞·沃恩自杀身亡。

　　据警方当时的报告，哈里在离婚后更趋郁闷，常将自己灌得酩酊大醉。自杀的当天，他砸破窗户翻入琳达的住处。这对旧日夫妻从恶语相向到大打出手，琳达只得报警。当警察闻讯赶到时，哈里还在不停地揍他的前妻。哈里说他知道不应该打人，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他请求警察把他关进监狱，以免再伤害别人。哈里后来把一支枪夹在两腿之间，对准自己的腹部扣动扳机。那致命的一枪并没有让他即刻丧生，哈里还能挣扎着拨打911。急救车把哈里·沃恩直接送上了手术台，但到底没能挽回他的性命。

　　父亲的自杀在小苏珊的生活中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可能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苏珊童年时期珍藏的两件宝贝，一是哈里生前收集的硬币，一是一盒录有父亲教她说话的录音带。后来有心理大夫认为，苏珊成年后对异性的过分依赖，也和她从小失去父爱不无关系。

　　司各特和苏珊跟着改嫁的母亲从沃恩家郊外的平民住房搬进了继父在联盟镇上等住宅区弗侬山庄的大房子。巴威利·卢索在联盟镇中心开了一家电器行。他先前也曾结过婚，和原配生养了几个女儿。此人还热衷于政治，早年跟过一阵民主党，后来又倒戈加入了共和党，再后来居然混上了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的执行委员。

　　其实苏珊是一个老实听话、学习认真的孩子。她害怕孤独，渴望被人疼爱，所以从小学到中学，她一直都很勤奋努力。高中时，她是学校贝塔俱乐部的成员，加入这个俱乐部的条件是各科成绩都必须在B(良)以上。她还参加了数学俱乐部、西班牙语俱乐部和红十字会。苏珊曾当选为学生义务工作者协会的会长，经常在社区医院、养老院和当地为残疾人举办的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做义工。

　　就是在高中的这段时间，苏珊开始有意地改变自己的性格，或者说形象。一反以往的怯生生和郁郁寡欢，苏珊在同龄人面前表现出有些不由衷的轻松愉快和故作的开朗大方。1989年，念高三的时候，苏珊被同学们评选为“最友好的女生”，她在大家的记忆里是一个“快乐而脚踏实地”的少女。这时，苏珊的体形因为成熟而日渐丰满，她审时度势，收起了紧身衣裤，很用心地用宽松的休闲衫和超短裙把自己打扮得依然亭亭玉立。

　　1988年夏天，学生时代的最后一个暑假，苏珊在温-狄克斯超级市场找到了一份收银员的工作。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联盟镇不大，只有一个温-狄克斯。按说苏珊在这里干得不错，六个月后便升到了收银员领班，后来又当上了店里的簿记秘书。

　　就是在这里，苏珊接触到了社会上真正的“男人”，那种赤裸裸地追求生理满足，对所谓浪漫或情趣不屑一顾，和学校里那些故作矜持的“男生”们全然不同的男人。恐怕苏珊自己都没想到，她很快就身不由己地成了这些男人们的俘虏。暑假快结束时，苏珊开始偷偷地和一个比她大得多的已婚男子鬼混并有了身孕。在她做完人工流产后不久，那位有妇之夫发现苏珊同时又在和另一个男同事秘密约会，便断然拒绝与她继续来往。痴情的苏珊经历了一次真正的失恋，1988年11月7日，她吞下了超剂量的阿斯匹林和泰诺试图自杀，后被送往20英里外的施巴坦堡地区医学中心住院治疗一周。

　　住院期间，医生们了解到，这并非苏珊的第一次自杀企图。13岁那年，她一次服用过差不多同样剂量的阿斯匹林。

　　出院后，苏珊遵照医生的建议在家里疗养了一段时间。一个月后她回到温-狄克斯上班，从此开始了与戴维·史密斯的交往。

　　戴维·史密斯是史密斯家三个孩子中的老二，他于1970年7月27日生于密执安州的罗雅奥克，两岁时随父母搬迁到距联盟镇西北5英里的普特南。戴维的父亲查尔斯·戴维·史密斯是海军退伍兵，60年代曾两度赴越战前线，他先在联盟镇中心一家服装厂工作，后来当上了当地沃玛特连锁百货商店的经理。母亲芭芭拉半工半读，一面念护士学校，一面同时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和一家诊所打零工。戴维有一个哥哥丹尼和一个妹妹贝奇，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大哥哥比利。

　　史密斯家也少有宁日，皆因芭芭拉是一名虔诚的，甚至狂热的耶和华教徒，不但她自己，还要求全家人都遵守极严厉的教规。该教将所有形式的娱乐和奢侈都视为对上帝的不忠和亵渎，史密斯家里也因此而从不举行任何派对，从不给孩子们过生日或买礼物，也从没有过年过节一说。戴维记得他的母亲甚至不允许他们参加学校的娱乐活动和同学家的派对。戴维17岁时离开了父母，搬到离史密斯家不远的曾祖母嫫娜家里，那时他的哥哥丹尼也已经住在那里了。

　　戴维从16岁开始在温-狄克斯打工。他在学校并不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学生，成绩平平。但他性情随和，很容易与人相处。他和苏珊算是联盟中学的校友，她比他低一个年级。

　　当苏珊经过了那一系列的流产、失恋、自杀未遂，再回到温-狄克斯时，突然发现貌不惊人的戴维原来是一个很不错的谈话伙伴，他耐心、细致、善解人意，常常使不断地被孤独感困扰的苏珊感到一种亲切和温暖。戴维当时已经是店里的一个小头目，他诚实可靠，办事认真，深得老板的信任。苏珊特别喜欢戴维偶尔在工作中不经意地给她某些照顾的感觉，尤其是在其他女伴们面前。其实那时候戴维已经和女友克莉丝蒂·詹宁斯订了婚，他一开始对和苏珊的关系并不是太认真，只是作为一般的好朋友。但经不住天长日久苏珊每天在眼前晃悠，戴维竟鬼使神差地和苏珊发生了性关系。

　　1991年2月，苏珊发现她怀孕了。像所有遇到这种不测事件的年轻人一样，戴维和苏珊一时不知该如何处理为好，他们私下里商量了好几次也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有一点是肯定的，两个人都不愿意把孩子拿掉。戴维决定负起父亲的责任。他充满内疚，甚至不敢当面告诉克莉丝蒂·詹宁斯，只能通过电话请女友宽恕。对苏珊而言，虽然结婚可以为她提供精神上的依赖和感情上的寄托，却意味着她至少在近期内不可能上大学。苏珊一直想做一名大学生，尽管她还没有选定学校和专业。但是现在，节外生枝地怀孕，又要匆匆忙忙地出嫁，弄不好她的大学梦就会被无限期地耽搁掉了。

　　不光是两个当事人，苏珊的母亲和继父也不欢迎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琳达摆出一副冰冷的面孔，她对未来的女婿真真是一点也看不上眼，戴维不但没有琳达要求的大学文凭，而且还门不当户不对。住在联盟镇上的“城里人”本来就瞧不起周围的“乡下人”。

　　1991年3月4日，戴维的哥哥丹尼因科朗综合症病逝。科朗症（Crohn‘s disease）是一种极痛苦的肠道炎症。丹尼在头年冬天住进施巴坦堡地区医学中心，手术后伤口严重感染，22岁便撒手人世。戴维自小与哥哥亲密无间，丹尼之死使他和他的全家久久不能从悲痛中自拔。琳达可不管这些，仍紧锣密鼓地张罗着婚事。她坚持要求婚礼如期举行，因为她不愿意看到苏珊在婚礼上挺着一个显山露水的肚子，惹客人们笑话。

　　11天以后，1991年3月15日，戴维和苏珊在联合卫理公会基督教堂举行婚礼。戴维20岁，苏珊19岁且怀孕两月。几天前，也是在这同一座教堂里，史密斯家刚刚送走了丹尼。戴维事后对一位朋友说，当他从教堂出来经过旁边的公墓时，默默地在心里请求哥哥原谅。毕竟丹尼还尸骨未寒啊。

　　自从戴维搬进曾祖母的家里，嫫娜给了他一座史密斯家族的旧房子。房子虽然长期无人居住而且年久失修，但基础还算牢固。到底是砖房，比起现今都市里那些雨后春笋般的木质新居来不知要结实多少倍。戴维是个有心人，无论酷暑严寒，一有空闲便猫在房子里修修补补，还往里贴进了不少的钱。几年下来，虽然说不上焕然一新，那房子也算是像模像样，令老邻居们另眼相看。戴维原本是打算和克莉丝蒂·詹宁斯在这里居家过日子，克莉丝蒂对这个“窝”也很倾心，还偶尔过来搭把手帮忙。当戴维带着苏珊来到他的小房子，告诉她今后他们将在这里生儿育女时，苏珊并没有表示反对。但琳达和巴威利·卢索可相不中这个简易工棚似的陋所。他们的女儿生来就是要住大房子的。于是苏珊也跟着翻了脸，死活不要住“寒碜的小棚子”。最后新婚夫妻各让一步，暂时挤在曾祖母嫫娜的家里将就一段时日。这一“将就”就是两年多。

　　同年5月，戴维的父母又因为什么事情怄了气，事后查尔斯一直闷闷不乐。这天戴维从班上打电话给父亲，但到处都找不着人。他忽然有一种难以言状的不祥之感，赶快让苏珊上父亲家看看。苏珊起先觉得史密斯家里空无一人，她用手机拨通了丈夫的号码，让戴维在电话上指示她到房子各处搜寻。当苏珊按照戴维的吩咐查看卧室时，戴维听见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一声惊叹——奄奄一息的查尔斯·史密斯躺在床后狭窄的地板上，他服了一大堆药片想要自杀。

　　老史密斯夫妇僵持了20多年的婚姻终于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离婚后芭芭拉去了200多英里开外麦尔托海滩附近的花园城。查尔斯因治疗忧郁症在医院里住了很久。在那里，他邂逅了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素。出院后，他们双双离开南卡罗来纳，西迁加利福尼亚。

　　尽管有这许多的磕磕绊绊，两位年轻人一开始的婚姻生活还是满和睦的。在等待第一个孩子出世的那段日子里，夫妻俩对未来都充满了憧憬。联盟镇上的人们还记得，苏珊挺着大肚子，一脸心满意足的幸福表情。

　　苏珊在温-狄克斯一直工作到临产。迈可·丹尼·史密斯于1991年10月10日在施巴坦堡的玛丽·布来克医院降生。孩子的第一个名字“迈可”取自苏珊的同母异父哥哥，第二个名字“丹尼”则是戴维刚过世的兄长。迈可满月后，苏珊回到温-狄克斯做半工，同时在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联盟分校选了两门课。

　　儿子出世所带来的兴奋和喜悦如过眼烟云般很快飘逝了，奶瓶尿布等杂事所引起的烦恼却久久驱之不散。许多其实早已潜伏在这对年轻夫妻间的矛盾也渐露端倪。

　　第一个问题是钱。按理说这本不该是问题的。戴维年薪22万美元，苏珊17万美元。联盟镇地处内陆，相对偏僻，这里没有在美国其他地方欣欣向荣的高科技产业，只有一些中国叫做乡镇企业的传统型小厂。20世纪90年代，联盟镇的人均年收入不足1万美元，中等家庭年收入为25万美元左右。无论照哪个标准，史密斯夫妇都称得上是进项不菲。据戴维讲，苏珊特别追求物质享受，又不懂得节俭，有一千花一万，总是不自量力地超额消费。最让戴维不能容忍的是，苏珊经常开口向她的母亲要钱。

　　与之牵连的另一个问题是戴维与丈母娘的关系。琳达在人前人后从不掩饰对女婿的不满。在她看来简直就是戴维毁了苏珊的前途，不然苏珊十拿九稳会顺顺当当地上大学。另一方面，戴维从他与苏珊刚论及婚嫁起就发现，妻子对丈母娘言听计从，处处按琳达的旨意行事，任由琳达当了他们一半的家。其实在一般人的眼里，琳达并不是一个十分霸道的人。她对女儿女婿的颐指气使，是因为苏珊总问她要钱，有求于她，而戴维又是那种蔫蔫的脾性，这就助长了琳达的骄横。琳达经常不打招呼就到女婿家串门，就跟那里是她自己的家似的。她还对小两口的家务事指手画脚，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带孩子，如何处理他们婚姻中的矛盾，当然她也少不了把自己对戴维的反感灌输给女儿。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戴维和苏珊同在温-狄克斯工作。在家里是夫妻，一上班就成了上下级。温-狄克斯的员工们还记得，有一次，等候付款的顾客排起了长队，戴维通知所有的收银员都上前台，却发现苏珊拉着一位收银员在休息室里聊天。戴维刚说了她们几句，苏珊便勃然大怒，事后还觉得委屈，呜呜咽咽地哭个不停。她后来承认戴维讲得有道理，她只是受不了他的态度。

　　苏珊有一个毛病，她喜欢向丈夫炫耀她在戴维之前与别的男人的关系。就是从这里，戴维知道了卢索家的一个秘密。

　　那是在1987年，苏珊还不满16岁。有一天，巴威利·卢索的一个女儿来了，苏珊让出了她的房间，自己把被褥等搬到起居室的沙发上。当苏珊准备睡觉时，她的继父走过来坐在沙发的另一端，苏珊非但没叫他离开，反而像小孩子一样爬过去，把头枕在巴威利的大腿上睡着了。苏珊慢慢醒过来，感到巴威利正用手抚摸她的肩和双乳，又拿过她的手放在他的生殖器上。苏珊闭着眼睛继续装睡。她后来告诉琳达，她之所以没有制止继父的性骚扰是“想看看他到底会干什么”。

　　苏珊没有告诉戴维后来发生的事。她把性骚扰事件告到了有关部门，南卡罗来纳州民政部和联盟地区警署联合调查的结果，认为苏珊明显地勾引和怂恿巴威利·卢索，也有“行为不端”之嫌。调查人员要求苏珊、琳达和巴威利参加家庭心理咨询，并责令巴威利暂时搬出去住。他们一起去咨询了四五次，没多久，巴威利搬回家来。于是，卢索家又一切恢复原状，而且性骚扰也照常发生。

　　这件事无疑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使戴维和岳丈家的关系愈加恶化。

　　1992年3月，在他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前夕，这对夫妻第一次正式分居。实际上在这之前，苏珊已经好几次带着孩子跑回娘家。就在这次分居期间，苏珊又和她从前在温-狄克斯的相好重温旧情，而且她达到了目的——戴维妒火中烧，不久两人便重归于好。

　　但是好景不长。同年夏天，戴维和苏珊再度分居，苏珊和迈可又搬回到卢索家里。戴维思子心切，也确实不想就此与苏珊了断，便三天两头地往卢索家跑。他们的关系反反复复，结果在这一年的11月，苏珊又怀孕了。12月，两位年轻人决定为了孩子们再试一次，夫妻俩又住到了一块儿。苏珊说，他们夫妻和好的关键是要有自己的房子，这一点戴维也心知肚明。不过钱呢？家里几乎没什么储蓄。苏珊的意思当然是手背向下问琳达要。虽然戴维一百个不乐意，但为了将这个家维持下去，他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随妻子去了。不久，他们用巴威利和琳达的6000美元头款，买下了托尼路407号的一座平房。

　　苏珊的第二次怀孕就不像第一次那样充满幸福感了。她不断地抱怨自己变得“又胖又丑”，而且脾气见长，老是毫无由来地发火。苏珊原先特别爱跟丈夫述说小迈可的种种趣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懒得再说了。她以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常常几天不和戴维搭一句腔。

　　这次轮到戴维有外遇了。由于苦闷与孤独，由于迫切想向人倾诉，戴维开始和温-狄克斯的收银员蒂凡妮·摩尔约会，并于1993年6月搬回到曾祖母嫫娜家里。苏珊和蒂凡妮在联盟中学是同届，她们相互认识，但不是很熟悉。事实上苏珊在担任学生义工会会长届满离任时，曾提名由蒂凡妮接任。如今时过境迁，苏珊已不是当年的苏珊。她听人说蒂凡妮有时在戴维那里过夜，便怒气冲冲地闯到温-狄克斯，当众辱骂戴维和蒂凡妮。

　　苏珊在1993年8月5日剖腹产下史密斯家的第二个儿子，他们给孩子取名亚历克山大·泰勒，昵称亚历克思。为了这个刚出世的新生命，也为了帮助苏珊的术后恢复，夫妻俩暂弃前嫌，又住在了同一个屋檐底下。蒂凡妮·摩尔虽然能理解戴维的苦衷，却实在难以忍受。她嫉妒、冲动、不知如何是好，经常下班后开着车在史密斯家周围兜圈子，或者把车停在马路对面等着戴维出来，还有一次深更半夜冲着史密斯家按喇叭。三个星期后，戴维再次和苏珊分手。这一次两人心里都明白，他们的婚姻已经没有什么指望了。

　　说句公道话，尽管这对夫妻之间有这许多的疙疙瘩瘩，戴维和苏珊无论从哪方面讲，都算得上是称职的父母。按苏珊的表姐玛丽·赫克盛的说法：“不管他俩闹得多厉害，在事关孩子们的问题上总是一致的。那是他们唯一没有矛盾的地方。”即使在他们分居期间，苏珊也每周三四次带着孩子们到温-狄克斯去看父亲。只要两个儿子有什么事，比如上医院等，戴维总是随叫随到，邻居们至今还记得，苏珊让小兄弟俩坐在红色的拖斗车里，拉着他们在自家的前院来回奔跑。给迈可和亚历克思理发的师傅记得，孩子们害怕剃头，苏珊每次总在旁边握着他们的小手。托儿所的阿姨们也记得，苏珊经常跪在地板上，和两个儿子一玩就是好半天。

　　苏珊是不愿意再回到温-狄克斯了。出了月子后，她在一家叫做康硕产业的公司里找到一份簿记秘书的工作。

　　康硕原是一家当地小厂。1986年，一位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夏罗底市的会计师J·卡瑞·费利和几位投资者合伙买下了这个濒于破产的手工装饰品厂。他们原先的计划是以最短的时间将厂子扭亏为盈，然后再高价出手。但后来J·卡瑞·费利发现装饰品是一个很有潜力的行当，便于1988年买断了其他贸易伙伴的股权，将公司更名康硕产业，并在联盟镇南7英里的地方购置了一处有几幢房子的大片庄园，把全家都搬到了这里。事实证明卡瑞·费利确实有远见卓识，1993年11月，康硕产业成了联盟地区第一家股票上市的企业，同年12月，在英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开设了分公司。

　　苏珊很快从簿记秘书升到了老板兼总裁J·卡瑞·费利的办公室秘书，她非常喜欢她在康硕产业的工作。苏珊的职责包括替外地客户预订旅馆、机票，为公司订购每周和大型活动用的鲜花，及安排卡瑞·费利的出差事宜等。苏珊由此而接触到了一个她所陌生的豪华世界。

　　苏珊热衷于康硕产业的另一个原因是汤姆·费利，J·卡瑞·费利三个儿子中的一个。27岁的汤姆生长于亚拉巴马州大都市伯明翰的郊区，1990年从奥本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康硕产业担任设计部主任，分管广告、包装和产品说明书等的设计。论模样，汤姆长得并不起眼，毛发稀疏，五官轮廓也不甚分明。但因为他是联盟地区最大企业的少东家，年轻、富有，所以备受联盟镇年轻女子们的青睐，被认为是当地最富魅力的单身贵族之一。认真理论起来，在苏珊和汤姆的关系中，汤姆·费利是始作俑者，是他首先邀请苏珊外出约会的。

　　苏珊还在康硕产业结识了一大批新朋友，常和他们一起出入于山核桃酒吧，那是1993年夏季刚开张的联盟镇上唯一的酒吧。

　　因为两个儿子的缘故，苏珊与戴维在分居期间仍时有往来。1993年12月，苏珊要戴维陪她参加康硕产业为职工们举办的盛大圣诞节舞会，她很神秘地告诉戴维她要介绍他认识一个人。苏珊和戴维跳完两圈舞后，便主动走过去邀请汤姆·费利，她一边与汤姆跳舞一边示意戴维，这就是她提到的那个人。苏珊当着戴维的面紧紧地搂着汤姆，后来还索性把头靠在了汤姆的肩上。一曲下来，戴维不知去向。原来他冲出会场，跑到附近一家小饭馆把自己灌得烂醉，又回到康硕产业滋事，结果在舞会门口被人揍了一顿。

　　1994年1月起，苏珊和汤姆·费利频繁约会。他们经常在一起吃午饭，看电影，苏珊去费利庄园参加过汤姆的派对，还单独去过汤姆的住所。

　　自从那次圣诞舞会以后，戴维找苏珊谈过几次，希望恢复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他相信两个孩子不仅需要母亲，也需要父亲。苏珊终于同意再试一试。1994年春，戴维搬回到托尼路407号。但实际上苏珊的心里还是放不下汤姆·费利。7月底，她告诉戴维她想要离婚。当时两人商定好说好散，不在离婚的过程中追究计较对方的过失。

　　戴维在离托尼路的房子两英里的地方租下一套两居室。他买来了新家具，在其中一间卧室里为迈可和亚历克思各安放了一张儿童床，一张婴儿床和许多新玩具。

　　苏珊继续与汤姆·费利约会，梦想着有一天会嫁到那座费利庄园里去。问题是，汤姆是个公子哥儿，他虽然喜欢苏珊，却从没想过要娶她。当苏珊明确表示她急于想成为费利夫人时，汤姆开始疏远她。

　　9月21日，戴维下班回家。他泊好车刚走到公寓楼门口，早已在街对面一辆车里等候的苏珊的律师走过来，交给他苏珊向法院提交的离婚起诉书副本。起诉书中说：“被告在结婚期间一直与其情妇通奸。由于被告的这一不轨行径及其他分歧，原告与被告长期分居。”戴维看完后非常生气，因为苏珊背信弃义，以戴维和蒂凡妮·摩尔的婚外情作为她提出离婚的理由。1994年10月21日，苏珊的离婚起诉书正式在联盟地区法院登记入档。

　　出事的当天，10月25日，夜已经很深了。参与搜寻史密斯兄弟和酒红色马自达的警方人员越来越多。州警署出动了一架配备红外线温差探测仪的直升机搜查约翰·D·隆湖周围和桑密特国家森林。这种温差探测仪十分灵敏，可以检测出森林中任何温度高于外界气温的物体，如人、动物或正在腐烂的尸体等。

　　11点过后，豪德·韦尔士警官建议苏珊及家人朋友们离开麦克劳家，找一个更方便舒适的地方等候消息和搜查结果。苏珊想去弗侬山庄她母亲和继父家里。等坐进戴维的车，她说她还要先回一趟托尼路取隐形眼镜。《联盟每日时报》已有一位年轻摄影记者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通过扫描器从警方无线电上听到了这起劫车绑架案，小伙子立刻赶到麦克劳家了解情况，又到约翰·D·隆湖拍摄警方搜寻的镜头。苏珊知道媒体马上就会有所行动，她不愿意戴着眼镜出现在报纸或电视上。她还提醒戴维说，汤姆·费利会打电话来，请他不要因为嫉妒而做出什么愚蠢的举动。戴维·史密斯后来在他的《我与苏珊》一书中写道：“我当时心里只有迈可和亚历克思，天知道她怎么还会冒出这些无聊的念头。”

　　尽管戴维一千个不情愿，为顾全大局，他还是陪着苏珊留在了卢索家，并任由苏珊扑在他身上哭泣，或在她需要的时候吻她拥抱她。在以后的几天里，他们又像夫妻一样出双入对，一起接受记者采访，一起在电视镜头前祈求孩子们平安归来。戴维心里明白，他们这样做并非因为他们还是夫妻，只因为他们是两个受害者的父母。

　　戴维的父亲查尔斯·史密斯和妻子素从加利福尼亚飞回联盟镇，戴维从未谋面的伯父道格拉斯·史密斯也与他的妻子一起驱车从密执安州赶到。联盟镇上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们送来了各式食品，附近一家商店运来大量免费饮料。卢索家人来人往，亲戚、朋友、邻居、熟人及教堂的牧师济济一堂，而苏珊便是众人瞩目的中心，在她的一生中，还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人对她嘘寒问暖，关心备至。了解她的人都看得出来，苏珊对这一切觉得非常的受用。戴维却恰恰相反，他更愿意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子里。众亲友们也很知趣地尽量不去打扰他。

　　苏珊一直在等汤姆·费利的电话，却迟迟不见动静，倒是蒂凡妮·摩尔三天两头地打电话来找戴维。苏珊直言不讳地对戴维说这不公平，她要戴维告诉他的女朋友停止往卢索家挂电话，戴维照做了，他后来只敢用手机在后院里和蒂凡妮通话。

　　过了两三天，汤姆·费利的电话终于来了。当琳达告诉苏珊汤姆找她时，在戴维看来，苏珊以一种夸张的口气和所有人都能听见的声音，要琳达把电话接到她的房间里去。戴维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时间，并注意到苏珊很经意地关上了卧室的房门。不到三分钟，苏珊就从房间里出来了。那是汤姆·费利打来的唯一一次电话。汤姆后来告诉警方，他只是在电话上向苏珊表达了他对迈可和亚历克思的深切的关心和同情。当苏珊把话题转到他们之间的关系时，汤姆告诉她现在不要去想那么多，应该把精力都集中在两个孩子身上。

　　汤姆·费利一直没有来看望过苏珊，即便在康硕产业的员工们集体探视时也没露面。有一次，市场部经理淑·布朗和其他同事一起来到卢索家，苏珊把淑叫到一旁，悄悄地问她汤姆打算什么时候来。

　　事后人们猜测，除了苏珊以外，汤姆·费利恐怕是第一个明白在1994年10月25日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人。

　　迈可和亚历克思被劫持的消息果然在第二天一早便上了当地的电台和《联盟每日时报》。联盟镇及附近的居民，特别是温-狄克斯和康硕产业的员工们，闻讯后纷纷利用工余时间自愿参加了为期数日的徒步搜寻。同时，南卡罗来纳州警署也派遣数名潜水员搜查湖底，但在他们潜入的约翰·D·隆湖区域并没有发现孩子和车。有记者形容这次的搜寻是水底、地面、空中，海陆空三方的立体联合行动。

　　一天之内，联盟镇的家家户户，以及商店、学校、公司等，都在自家的门口和附近的树干上系满了象征着祈求平安归来的黄丝带。温-狄克斯和康硕产业分别决定，在本案调查期间戴维和苏珊的工资照发。

　　豪德·韦尔士在10月26日办的第一件事是请警方艺术家根据苏珊的描述绘制劫匪的模拟画像。不久，人们便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一个40岁左右的黑人男子，头戴深色毛线帽，身穿深色衬衫、牛仔裤和方格花呢夹克。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全国性的非赢利团体，亚当·维尔希中心，也很快加入到了搜寻的行列中。亚当·维尔希是一个6岁的小男孩，家住佛罗里达州的好莱坞市。1981年某日，他随母亲到一家瑟尔丝商店，维尔希夫人要去退一件货。当经过家电部时，小亚当想玩电子游戏。母亲一开始没有同意，但亚当保证说他不会到处乱走。维尔希夫人前后也就离开了不到3分钟，等她回到家电部，小亚当已不见踪影。当地军警民众连续大规模地搜寻了10天，最后在好莱坞南面150英里的地方找到孩子的尸体。杀害亚当·维尔希的凶手至今仍逍遥法外。在1981年，警方没有标准的搜寻失踪儿童的行动程序，没有骚扰儿童嫌疑犯的电脑数据库，也没有全国性的组织提供失踪儿童的情况。为了纪念他们的爱子，亚当的父母奋斗多年，于1984年敦促国会通过了失踪儿童法案，并根据此法案成立了在全国范围内电脑联网的亚当·维尔希中心。亚当的父亲就是福克斯公司收视率极高的星期六晚间电视专题节目《全美通缉令》(America’s Most Wanted）的著名主持人约翰·维尔希。

　　亚当·维尔希中心在全美设立了四个分中心，其中之一在南卡罗来纳州首府科伦比亚，联盟镇以南70英里。10月26日上午，该分中心执行主席玛格丽特·弗莱尔逊女士打电话给苏珊的嫂子婉蒂·沃恩，说中心将为史密斯夫妇提供若干服务，请婉蒂转告苏珊或戴维给她回电。后来是巴威利打电话给玛格丽特，告诉她到卢索家怎么走。在离开科伦比亚之前，弗莱尔逊女士和她的助手夏绿蒂·福斯特通过南卡罗来纳州警署获得了迈可和亚历克思的照片，并以此制作了大量招贴画。

　　当天下午，亚当·维尔希分中心的两位女士来到卢索家，史密斯夫妇、卢索夫妇和苏珊的哥哥司各特·沃恩一起参加了会晤。玛格丽特·弗莱尔逊向他们解释了该中心的宗旨，中心为失踪儿童的父母及亲属提供的各项服务。她说中心可以作为他们和媒体之间的协调者，替他们安排记者采访，在电视上播发史密斯兄弟的照片，及有关案情的资料等。会晤进行到约40分钟时，苏珊和戴维一起退出，他们已约好了要去联盟地区警署与办案人员面谈。弗莱尔逊女士开着自己的车跟史密斯夫妇一起到了那里。当豪德·韦尔士警官在他的办公室里和苏珊单独谈话时，玛格丽特·弗莱尔逊和州警署的埃迪·哈里斯同戴维商量，让史密斯夫妇在全国性的电视媒体上发表一番祈求孩子们平安归来的讲话。戴维一开始很紧张，怕自己讲不好。玛格丽特和埃迪告诉他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

　　就在联盟地区警署门前的台阶上，苏珊和戴维并肩面对全国的电视观众。戴维说：

　　不管是谁带走了我们的两个儿子，我们在此向你恳求，千万不要伤害他们，放他们回家。我们非常疼爱他们……我们请求那位先生，千万千万，让我们的孩子们平平安安地回到我们身边。不管我在家里的什么地方，到处都能看到他们的玩具和像片。他们都是很听话很可爱的好孩子。我不知该如何表达我的心情。我不能想象生活中没有他们。

　　人们在电视上看到，苏珊仍穿着那件印有橘红色“奥本”字样的白色绒衫。后来的几天里，她也多次穿着“奥本”绒衫接受记者采访。

　　那一天，联盟地区警署和南卡罗来纳州警署的数位办案人员轮流分别与苏珊谈话，前后共长达6个多小时。这些不同的人反反复复地问着同样的问题，特别是那些有关案情细节的问题。那天晚上，等苏珊和戴维离开警署后，韦尔士警官打电话给在科伦比亚的州警署法医学实验室主任大卫·A·卡卓尔，请他亲赴联盟镇与苏珊面谈，因为警方对苏珊的故事有不少疑点，特别是，莫那科磨坊十字路口连接49号高速公路主干道的交通灯总是绿的，除非与之垂直的西北-东南方向有车辆在路口停下。而苏珊的故事里说当时四周一辆车也没有。

　　10月27日，星期四，来自联邦调查局的技术官员们为苏珊和戴维做了测谎实验。事前，史密斯夫妇分别签署了各自的《蒙然达权利书》：

　　你有权保持沉默。因为你所讲的话可能而且将会在法庭上成为对你不利的证据。

　　在与我们谈话之前，你有权征求律师的意见，亦有权请律师和你一起参加谈话。如果你无钱支付律师费用，法庭将根据你的意愿免费为你指派律师。如果你决定谈话时不需要律师在场，你仍然有权在任何时候停止谈话。你亦有权暂时中断谈话以征求律师的意见。

　　戴维顺利地通过了测谎实验。结果表明，他对他的两个儿子被劫持或失踪的具体情况一无所知，特别是他不知道孩子们现在何处。这是戴维唯一的一次测谎实验。

　　苏珊的情形就比较复杂了。当被问及：“你知道你的孩子们在哪儿吗？”仪器显示的结果表明她没有讲真话。苏珊从警署出来后对戴维说，她恐怕没有通过测谎实验，她觉得警方在开始怀疑她了。戴维安慰她说，这可能是她太紧张，或睡眠不足的缘故，并根据自己的经验告诉苏珊，下次再做这种实验时要闭上眼睛，使心情放松，尽量地让自己去想象一些美丽平静的景色，比如开满鲜花的原野，或林间淌过的小溪，等等。他们不知道，这对苏珊才仅仅是个开头。从此以后，每次办案人员和苏珊谈话，都要让她做一次测谎实验。

　　当时警方的怀疑只是苏珊可能把孩子们藏到了什么地方，因为据民事法庭说，史密斯夫妇将在离婚诉讼中争夺迈可和亚历克思的抚养权。

　　同一天，来自科伦比亚的大卫·A·卡卓尔先后找苏珊谈了三次话。头两次，他要苏珊详细地讲述10月25日，星期二那天，从她早晨睁眼醒来，到晚上在麦克劳家见到韦尔士警官之前所发生的一切。苏珊告诉卡卓尔主任，那天早起她送走了两个孩子后，直接去康硕产业上班。至于在公司的那段时间嘛，你知道，反正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机械、呆板、日复一日、千篇一律，没什么好讲的。下班回到家以后，她先给母亲挂了个电话，问可不可以去她那里，琳达说她有事先出去一趟，要晚上8点以后才在家。苏珊给两个孩子做了晚饭，但他们吵吵嚷嚷地不肯吃，把人弄得怪烦的。在她做晚饭的时候，戴维给她来过一个电话。后来戴维对警方说，他确实从电话的背景声中听到孩子们好像在吵闹。苏珊说，大约7点半左右，迈可闹着要去沃玛特商店。当大卫·卡卓尔反复追问时，苏珊又说是她想去沃玛特。从沃玛特出来，苏珊带着两个孩子开车到了弗士特公园，但他们并没有下车，因为亚历克思的奶瓶掉到地上了，苏珊只好又返回到沃玛特的停车场，想借助那里明亮的灯光找奶瓶。他们离开弗士特公园的时间是8点40分。然后迈可又说要去米奇·圣克勒家里。米奇·圣克勒是苏珊的好友冬娜·格宁的未婚夫，他家在莫那科磨坊十字路口的北面不到1英里。苏珊就是在莫那科磨坊的路口等红灯时遇上了劫匪。

　　大卫·A·卡卓尔告诉苏珊，警方已经问过了米奇·圣克勒，米奇说他根本不知道星期二晚上苏珊和孩子们要来，而且9点左右他也不在家。卡卓尔主任还说，办案人员也去了沃玛特，找25日上晚班的员工们逐一查问，并走访了许多那天晚上8点至9点去过沃玛特的顾客，但是没有一个人记得看见过苏珊或她的两个孩子。苏珊于是改口说她没有去沃玛特，而是开着车漫无目的地转了半天。她之所以不敢告诉办案人员，是怕他们觉得她行踪可疑。

　　警方盘查史密斯夫妇的另一个焦点是他们正在办理的离婚。这天上午，当卡卓尔和苏珊谈话时，几位州警署侦探也在另一间办公室里向戴维问话。戴维说，苏珊和他本来已经讲定，不在离婚过程中提及双方有外遇的事，但苏珊后来却在离婚起诉书上指责戴维和蒂凡妮·摩尔有“不轨行径”。一气之下，戴维也打算收集苏珊这方面的证据呈交法庭。

　　就在孩子们失踪前不久的一天晚上，10月20日，戴维下班后去了托尼路的房子，他手里还有那里的钥匙。当时苏珊和孩子们都不在，戴维等了好一会儿，苏珊才带着小哥儿俩回来了。她又和她在康硕产业的朋友们一起去了山核桃酒家，刚从邻居一对老夫妻那里把迈可和亚历克思接出来。苏珊说她很困，要戴维帮她伺弄两个孩子睡觉。等戴维把孩子们哄睡着了，苏珊也已酣然入睡。苏珊的手提包就放在门口的桌子上，戴维在包里发现了一封信，是汤姆·费利写的，更确切地说，是汤姆·费利用文字处理软件在电脑上打的，信的日期是1994年10月17日。匆匆看过一遍之后，戴维知道这正是他要找的“证据”。他拿着信悄悄地溜了出来。当时已是夜深人静，所有有复印机的店铺都已经关门了。戴维打电话给蒂凡妮·摩尔，要她帮忙想主意。蒂凡妮的母亲刚好掌管着一家教堂的钥匙，那里有一台复印机。

　　现在，那封信的复印件就摆在办案人员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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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苏珊：

　　希望你不要介意，我在打字的时候头脑比较清醒，所以我就用电脑给你写这封信。

　　对我来说，下决心写这封信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我了解你对我的感情。而且我想让你知道，你对我的印象如此之好真让我感到惭愧。苏珊，我非常珍视我们之间的友谊。你是这世上为数不多的，我可以向之倾诉一切的人之一。你聪明、漂亮、敏感、善解人意，你还具备了许多其他的，令我和别的男人们欣赏的特点。毫无疑问，你将成为某位有福气的男人的理想的伴侣。可惜，这个人不是我。

　　虽然你认为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实际上我们之间却存在着某些天壤之别。我俩是在完完全全不同的环境里长大的，所以我们的想法也完全不同。我并不是说，我就比你优越，或你就比我优越。我的意思只是说，我们的背景完全不一样。

　　…………

　　苏珊，我真的很欣赏你。你有那么多的优点，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但是，就像我曾经告诉过你的，你的某些方面对我不合适，你猜对了，我指的是你的孩子们。我相信他们肯定都是非常可爱的孩子，但我将要说的和他们是否可爱毫无关系。事实上，我根本就不想要孩子。我的这种想法也许某一天会改变，不过我对此表示怀疑。现今的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着那么多疯狂的，莫名其妙的怪事，我着实不想再给这个世界带来另一个新的生命。我也不想对别的什么人的孩子们承担责任。感谢天底下还有那么多像你一样无私的人们，勇于担负起生养繁衍后代的重任。如果大家的想法都和我似的，人类迟早有一天会灭绝。

　　然而，我们之间的差异比关于孩子的争议要大得多。我们整个儿是两个不同的人，而这种不同最终会导致我们分道扬镳。请你相信我的话，因为我特别了解我自己。不过你不要灰心，你的另一半肯定还在什么地方等着你。你或者还不认识他，或者认识但还不了解他。无论是哪种情况，在你最后决定以身相许之前，你还有好多的事情要做。苏珊，你那么年轻就怀孕结婚了，几乎没有闲暇享受青春。我是说，一分钟以前你自己还是个孩子，一分钟以后你就有了自己的孩子。在我长大成人的生活圈子里，人人都向往着上大学，也有钱上大学，说实话，我简直都不能理解怎么可以中学毕业就生孩子。总之，我对你的忠告是，不要急于开始你的第二次婚姻，给自己一点时间，多等等，多挑挑。我能感觉到这对你来说可能比较困难，因为你是个“男孩发烧友(boy crazy)”，但正如俗话所说的，只有耐心等待者才能获得最好的。我的意思并非你不能约会。实际上，我认为你应该多结交一些朋友，尽情享受青春的乐趣。只是不要对任何人太过于认真。你得先做完你应该做的事情，为自己的一生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苏珊，关于上个周末发生的事，我并没有生你的气。说心里话，我还真得感激你。我说过，我暂时还不能适应让我们的关系比朋友更进一步的想法。亲眼目睹你与另一个男人接吻，更让我确信我必须和你保持距离……我们可以永远做朋友，但我们的关系绝对不可能超出这个范围。至于你和B·布朗的关系，那当然应该由你自己作出决定，不过你得记住，你也应该自己承担后果。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我确实不愿意你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一个名声不好的人。如果你希望有朝一日找到一个像我一样的好男人，你自己首先得是一个好女孩。你知道，一个好女孩是不应该和已婚男子睡觉的。而且，我希望你能保持自己的自尊心，我担心如果你和B·布朗，或别的有妇之夫睡觉，你迟早有一天会瞧不起你自己的。我就曾经做过这样的傻事。所以，请你遇事务必三思而后行，千万不要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我很关心你，也关心淑·布朗，我不愿意看到任何人受到伤害。淑也许会说她不在乎她的老公有外遇，但你我都知道，那不是真心话。

　　总之，就像我对你说过的，你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做，你都要对自己有信心。你完全可以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这要靠你自己去努力，去争取。不要只顾眼前的利益，不要只图一时的痛快，你应该为你自己挣得一份最完美的生活。我就是这样做的。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我从心底里为你重新回到学校进修大学课程而由衷地感到骄傲。我这个人特别迷信高等教育，一旦获得了学位，你就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不要把自己的前途葬送在那些愚蠢的联盟镇男孩的手里。等你毕业以后，你可以去世界上任何地方。如果你想在夏罗底市找一份事，我父亲肯定会帮助你。他认识夏罗底商界所有的头面人物。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你需要我帮忙，请一定来找我，千万别不好意思。

　　好了，这封信该结束了。现在是夜里11点50分，我已经困得不行了。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在我俩的关系中，一直是你在作出努力，我想我应该回报你的友谊。非常感谢你不时地送给我的那些令人感到亲切的字条、贺卡和圣诞节礼物，现在该轮到我为我们的关系作出一些努力了。这使我想起一件事来，我曾经琢磨了许久该给你买什么样的生日礼物，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买，因为我不知道你收到礼物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我在此为这件事向你致歉，并保证将在圣诞节送你一份厚礼。但你千万不要给我买东西。一张小小的友好的圣诞卡就足够了。那将比任何商店里买来的礼物更让我开心。

　　我再说一遍，我们将永远是朋友。而且我将会非常非常珍惜你的友谊。

　　汤姆

　　又及，太晚了，请不要介意我的拼写和语法。

　　信中提到的“上个周末发生的事”，是指汤姆·费利在费利庄园他自己的住所开的一个“露天温池派对”上，半裸的苏珊与同事淑的丈夫B·布朗当着众人的面接吻、打闹、相互挑逗，还戏言要一起做爱等，弄得很不成体统，令在场的宾主十分难堪。事后苏珊专门给汤姆写过一张条子道歉，说她那天喝太多了。据警方后来的调查，苏珊其实从未与B·布朗发生过性关系。

　　但和苏珊发生过性关系的还确实不止汤姆·费利。戴维告诉警方，他和蒂凡妮·摩尔复印了汤姆的信后，第二天一早，他又去了托尼路，趁苏珊不备将信放回原处。他先把两个儿子送到了托儿所，又回来替苏珊清洗车里的地毯。当他们坐下来喝咖啡时，戴维开始对苏珊发难。他开门见山地质问道，既然你自己也不清不白，为什么要在离婚起诉书上指责我和蒂凡妮？苏珊反问道，你是什么意思？戴维说，我知道你和康硕产业的什么人有那档子事。出乎戴维的意料，苏珊想都没想便脱口讲出了J·卡瑞·费利的名字，说他们是在她和戴维分居后才开始的。

　　当时戴维并不理解警方向他询问这些情况是何居心。他几次冲着办案人员叫道，你们应该出去找我的儿子们，而不是坐在这里打探苏珊的这些破事儿。

　　大卫·A·卡卓尔又回过头去找苏珊谈话，这一次，苏珊很不情愿地在她原先的故事中补充进了关于汤姆·费利的部分。后来警方又根据其他证人，包括汤姆·费利本人和若干苏珊在康硕产业的同事们的证词而合成了如下的版本：

　　汤姆·费利在10月18日早晨上班之前把信放在苏珊的办公桌上。苏珊一边看一边流眼泪，但她仍在电话上哽咽着言不由衷地对汤姆·费利说：“这是我收到过的最亲切最友好的信。我真的很感谢你。”这反倒让汤姆过意不去。那天晚上他请苏珊看了一场电影。

　　就在那前后，苏珊开始越来越多地向办公室告假。她感到孤独，沮丧，压抑，烦乱，不知所措，常常独自一人喝闷酒，和以前的苏珊判若两人。

　　10月23日，星期天，苏珊开车到费利庄园找汤姆“谈谈”。作为挽回他们关系的最后尝试，苏珊对汤姆·费利讲了继父巴威利·卢索在她少女时代对她的性骚扰。与苏珊预期的相反，非但没有引起汤姆的同情或嫉妒，反倒让他感觉震惊和不快。

　　1994年10月25日，星期二。对苏珊而言，那天有一个和往日一样的平平常常的开端。苏珊起床后，给迈可和亚历克思穿好衣服，吃过早饭，开车送小哥儿俩上托儿所，再到康硕产业的总裁办公室上班。她是和好多同事们一道在巴菲罗一家“安第”餐馆吃的午饭，汤姆·费利也在其中。九个人将两张桌子拼在一起，和以往一样，汤姆和苏珊的座位挨着。席间大家谈笑风生，唯有苏珊闷声不语。饭后苏珊用一张50美元的公司支票付账单，给了服务生8美元小费。

　　下午2点半，苏珊打电话到汤姆·费利的办公室，约他到办公楼外面谈一谈。苏珊对汤姆说，她的丈夫戴维威胁她，要乘他们的离婚案庭审之际，将苏珊的一些丑事公诸于众。汤姆让她解释是什么样的丑事，苏珊说：“偷税漏税和与你父亲通奸。”汤姆·费利大吃一惊。等他终于缓过神来，汤姆对苏珊说，他们还可以继续做朋友，但以前的那种亲密关系必须马上停止，而且永远停止。

　　3点30分左右，苏珊问她的顶头上司，总裁办公室主任珊娣·威廉斯，她可否早点离开。珊娣·威廉斯见苏珊眼里含着泪，问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苏珊说：“我爱上了一个人，但那人并不爱我。”珊娣问那个人是谁，苏珊说：“汤姆·费利。但如果我没有两个孩子，情形就会大不一样。”珊娣·威廉斯同意苏珊早点回家，但苏珊并没有走，仍继续留在了办公室。

　　4点30分，苏珊再次到康硕产业的摄影棚找汤姆·费利，说要把她以前向汤姆借的白色“奥本”绒衫还给他。汤姆坚决不要。

　　下班后，苏珊先上托儿所接迈可和亚历克思，然后带着小兄弟俩去了山核桃酒吧。他们在停车场泊车的时候看见淑·布朗。苏珊央求淑陪她回康硕产业，她说她想向汤姆·费利道歉，她不该对汤姆谎称她和他父亲睡过觉，她胡乱编出这个故事只是想试探一下汤姆的反应。

　　5点30分左右，苏珊开车带着淑·布朗和两个孩子一起回到公司。苏珊让淑帮她看着迈可和亚历克思，自己进去找汤姆·费利。苏珊很快就出来了。她对淑说，汤姆好像很不高兴，苏珊刚进去没多久就要她离开办公室。苏珊说，她和汤姆谈过话后反而更不开心了，她想她“也许应该结束这一切”。

　　正好这时珊娣·威廉斯下班离开康硕产业，在停车场看见苏珊和淑·布朗说话。珊娣当时心里老大不痛快，她以为苏珊又在玩什么把戏，因为那天下午苏珊在办公室里一直说她非常不舒服，要提前回家。

　　苏珊先把淑·布朗送回山核桃酒吧，再和两个孩子一起开车回家，那时大约是6点钟。后来晚些时候，淑·布朗正和康硕产业的同事们在山核桃酒吧吃晚饭，汤姆·费利也在那里，一位男招待给她送过来一只无线电话。那是苏珊打来的。她在电话上问淑，汤姆·费利有没有提起过她，淑说没有。

　　到此为止，办案人员心里已有了六七分谱。如果苏珊确实和史密斯兄弟失踪的事件有关系，汤姆·费利的拒绝恐怕就是她的动机了。

　　大卫·A·卡卓尔则更进一步，一天盘查下来，他已认定作案者是苏珊无疑。他也想试试苏珊的反应。

　　在谈到汤姆·费利和她的关系时，他问苏珊：“这件事与孩子们的失踪有任何关系吗？”苏珊答曰：“我绝对不会因为一个男人而伤害我的孩子们。”“他们是我的生命。”大卫·卡卓尔认为，苏珊的回答中所用的“伤害”和“生命”等字眼，意味着她知道两个孩子已经受到了伤害，甚至已经不在人世了。当苏珊讲到迈可和亚历克思吵吵嚷嚷不要吃饭，把她弄得很烦时，卡卓尔主任冷不丁又问一句：“这就是你杀了他们的原因吗？”苏珊一反常态，勃然大怒，她一拳砸在桌子上，骂道：“你个狗娘养……”“你居然敢那么想！”苏珊站起身来，推门冲到过道里大喊：“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居然认为是我干的！”

　　说苏珊一反常态，是因为在与警方人员交谈的过程中，她一向温顺，安静，略带神经质，总在不停地祈祷：“上帝呵，请您好好照顾我的孩子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顷刻之间变成一只母兽，着实令众人吃惊不小。看来苏珊不只是一个心痛欲裂的母亲，也是一个很难制服的对手，要她老老实实地讲出事情的真相恐非易事。

　　大卫·卡卓尔注意到，苏珊在谈话过程中虽然经常抽泣，但有时候并没有眼泪。有类似观察的另一个人是给苏珊做测谎实验的联邦调查局技术员达威·帕契，他在记录中写道：苏珊不时发出“假装的哭声，但眼里一滴泪也没有”。

　　其实在他俩以前，第一个对苏珊产生怀疑的是来自联邦调查局的人像绘画艺术家洛易·帕夏尔。当他为绘制劫匪的模拟画像找苏珊了解情况时，感觉苏珊对罪犯的描述非常模糊，似乎在她的心目中并没有此人的清晰明确的总体形象。但画像的初稿出来以后，苏珊却对不少细枝末节之处指指点点。凭他多年的经验，洛易·帕夏尔认为苏珊十有八九是在编瞎话。

　　调查越深入，围绕苏珊的疑问就越多。豪德·韦尔士警官和州警署参与本案的特派员毕特·罗根与联邦调查局的犯罪行为学专家们联系，请他们提供有关谋杀亲生孩子的母亲的性格行为心理等特征。以下是专家们对这类罪犯共有特征的分析，不光指本案而言：

　　20岁至30岁，自幼生活比较贫困，受教育程度不高，曾遭受肉体虐待或性虐待，或二者兼具。不知道如何向社会有关组织或政府有关部门寻求帮助，患忧郁症，有自杀倾向。通常在犯罪或作案前夕曾遭到异性的拒绝，或在爱情上受到挫折。她们通常不清楚自己与孩子之间的界线，觉得孩子成了她们的障碍，从而把受挫的原因归结为孩子的拖累，而不能面对自己的弱点，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另一方面，由于强烈的孤独感，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寄托，这类母亲一般都曾经非常想要孩子，对孩子特别溺爱，或寄予很高的期望。她们大都饱尝过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独自抚养孩子的艰辛，使她们和孩子之间有一种“相依为命”的关系。但在某些情形下，这种关系又反过来加深了她们与外界社会的隔绝，进而加深了她们忧郁孤僻的性格弱点。在犯罪或作案的过程中，这类母亲通常把孩子当成自己的延伸或附加部分，而不是另一个独立的人。她们因此而认为或觉得，杀害孩子只不过是她们自杀行为中的一部分。

　　豪德·韦尔士和毕特·罗根及其他办案人员认为，这一分析结果与苏珊的情况非常吻合，但这还不是苏珊性格的全部。根据大卫·A·卡卓尔的观察和汤姆·费利所反映的，当他明确告诉苏珊准备与她断绝来往后，苏珊对汤姆无休止的纠缠，可以看出，苏珊也是一位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甚至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女人。大卫·A·卡卓尔认为，苏珊还是一位工于心计，能很好地伪装自己，从而颇具欺骗性的聪明人。

　　10月28日，星期五，豪德·韦尔士警官接受了全国广播公司早间新闻节目《今天》，和中央新闻网络节目主持人拉瑞·肯的电视采访。他告诉媒体，警方的情报热线收到了上千个电话，但至今案情仍无突破性的进展。

　　这天一大早，州与地区两级警署人员会同50多名自愿参加的消防队员搜查了约翰·D·隆湖附近49号高速公路南北两侧的大片区域，结果一无所获。

　　同日下午，豪德·韦尔士警官答记者问说，他们目前还不能排除任何嫌疑人，包括苏珊和戴维。他还告诉记者，警方发现苏珊的证词中有几处与事实不符，但拒绝提供详情。然而第二天，星期六的《联盟每日时报》在头版登出一篇文章，说苏珊的证词中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是，一、米奇·圣克勒说案发当晚他根本不知道苏珊要去他家；二、那天晚上沃玛特的顾客和员工中没有一个人看见苏珊和她的两个孩子。文章还说，苏珊告诉警方，在被劫持之前她开车在大街上转了一两个小时。

　　文章登出后，联盟镇的人们，特别是黑人社区的居民才说，其实他们心里早就怀疑上了。试想，警方的搜寻如此严密，一个黑人带着两个白人孩子怎么可能蒙混过关？从此，苏珊开始远离媒体，她尽量避免记者的采访，特别是提问，也尽可能少地在任何形式的公开场合发表谈话，她甚至不愿意与前来为他们提供帮助的社会团体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接触。不知就里的戴维也和她一起退避三舍。

　　10月31日，星期一，联盟地区警署接到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署的来电，称在他们的辖区里发现了一个生理特征与亚历克思相近的十四个月的男孩，孩子被人独自扔在西雅图郊区的一个汽车旅馆里。据旅馆工作人员讲，带孩子投宿的男人驾驶一辆有南卡罗来纳州牌照的车。这条消息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至少史密斯兄弟中的一个有下落了。联盟警署赶紧将有关材料发送到西雅图，不久，对方回电说，经查证，那个孩子不是亚历克思·史密斯。

　　11月1日，星期二，迈可和亚历克思被劫持或失踪后一星期，豪德·韦尔士警官、大卫·A·卡卓尔主任、南卡罗来纳州警署署长罗泊特·斯杜尔，及几位参与本案的联邦调查局官员分别得出了各自独立的结论，并综合为他们的集体结论：苏珊·史密斯就其涉嫌史密斯兄弟失踪一案向执法机关提供了伪证。警方下一步的行动将是证明这一结论，分内外两个部分进行。

　　外部行动简单地讲还是搜查，但范围将大大地缩小，强度则将增大。经过了一周大规模的搜寻，苏珊的那辆酒红色马自达轿车还是不见踪影。按说要藏个把人可能不难，但要藏起一辆车来却绝非易事。案发后苏珊徒步走到了麦克劳家，如果她是单独作案，那辆车也应该在可以步行到麦克劳家的范围以内。办案人员再次把目光投向那深邃不见底的约翰·D·隆湖。然而，指导州警署潜水员搜查湖底的专家们在此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认为，如果想要把车藏在湖里，作案人应该让车在入水之前高速行驶，这样才可能使车尽量远离湖岸，而且扎得更深。他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模拟实验，并让潜水员们按照实验结果在圈定的湖岸附近水域进行搜查。警方同时也加强了地面上的行动，区域为距约翰·D·隆湖和麦克劳家半径两英里的范围。

　　至于内部工作，还是找苏珊谈话，但是侧重点将放在如何诱导她坦白招供。办案人员们通宵达旦地研究对策，大卫·A·卡卓尔甚至逐条逐款地设计并写下了提问的台词。他们还反复讨论和排练说话时的神态和语气等等，连谈话者应该穿什么样的服装都考虑到了。他们的目的，既要一层一层地攻破苏珊的心理防线，使她最终讲出事实的真相，又不能操之过急，因为苏珊的情形十分不稳定，施加过多过重的压力很可能会导致她从此缄口不语，以沉默封闭自己，甚至自杀。

　　大家一致认为，大卫·A·卡卓尔所扮演的“坏警察”的使命已经圆满结束，接下来应该由“好警察”豪德·韦尔士和毕特·罗根上场。毕特·罗根在司法界干了35年，其中有27年供职于联邦调查局。他与苏珊谈话，或“聊天”时，轻言细语，和风细雨，如同一位慈祥的长者。豪德·韦尔士则以兄长和朋友的身份，语重心长，循循善诱。两位“好警察”逐渐“骗取”了苏珊的信任。

　　他们还将谈话的地点移出警署，这样既能使苏珊“放松”，又可避开媒体的耳目。

　　11月3日，星期四，迈可和亚历克思失踪后的第九天。史密斯夫妇从一大早就忙碌开了，他们要接受全美三大电视台早间新闻的连轴采访。苏珊和戴维坐在卢索家客厅的沙发上，肩并着肩，手握着手，这正是广大电视观众所希望看到的在患难之中相互支撑的夫妻形象。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今晨》节目中，记者问苏珊是否与她孩子们的失踪有什么关系，苏珊答曰：“我和我两个儿子被劫持的事件没有任何关系。”“不管是谁干下的这桩恶事，那人一定是有病而且神经不正常。”虽然史密斯夫妇正在办理离婚，当记者问戴维是否相信苏珊的故事时，戴维说：“是的，我毫无保留地相信我的妻子。”

　　午饭后，12点30分，苏珊告诉戴维她出去寄几封信。戴维记得她临走时穿着带帽子的绒衫和牛仔裤。

　　实际上，是办案人员再次找苏珊谈话。苏珊随身带去了一份警方文书根据她头天的谈话内容整理的证词，和往常一样，苏珊可以带回家来阅读修改，第二天再交还给警方。这一次，苏珊只改了一个词，将她等红灯遭劫持的地点由“莫那科磨坊”改为另一个通往黑人社区的十字路口“卡里梭”。

　　毕特·罗根当着苏珊面念了一遍她带来的证词，问她还有没有其他要补充修改的地方，苏珊说没有。

　　1点40分，豪德·韦尔士警官与苏珊一起来到和联盟地区法院大楼坐落于同一条街的第一基督教浸礼会教堂，在教堂家庭中心一间小小的屋子里面对面地坐下。

　　韦尔士警官开始慢条斯理地说，他看了苏珊修改后的证词，苏珊把“莫那科磨坊”改为“卡里梭”是因为警方告诉她，莫那科路口的其他方向如果没有车，她不可能在那里等红灯。但是卡里梭也不能使苏珊自圆其说，因为10月25日前后，联盟地区警署为侦破一起毒品案而在那个路口安插了一个全天候的监视岗哨。豪德·韦尔士刚才再次查阅了当时的值班记录，并与值班警员核对过，那天晚上卡里梭路口没有发生任何异常情况。

　　韦尔士警官又说，他知道苏珊讲的黑人劫车者是子虚乌有的事，但由此而引起的黑人社区与联盟镇官方及其他居民的紧张关系却日甚一日。警方正在考虑将苏珊证词中的不实之处向媒体公布。

　　苏珊沉默半晌，然后对韦尔士警官说：“你愿意和我一起祈祷吗？”

　　“愿意。”

　　“你愿意念祷告词吗？”苏珊握住韦尔士警官的双手。

　　豪德·韦尔士在祈祷中告诉上帝，这九天来，无论是当事人及其家人，警方，还是其他与本案有任何关系的人，大家都像是生活在一场噩梦之中。人们急切地想知道迈可和亚历克思在什么地方，他们是否平安无事。韦尔士警官的最后一句祷告词是：“上帝呵，我们知道，时候一到，所有的真相都将大白于天下。阿门。”

　　他抬眼看着苏珊，很诚恳地说：“苏珊，是时候了。”

　　苏珊垂下头，她开始哭泣：“我说不出口，我没脸再见人了。”苏珊要韦尔士警官把他的枪给她，她想结果了自己。韦尔士警官问为什么，苏珊哽咽着说：“你不知道，我的孩子们已经……”

　　豪德·韦尔士耐心地等待着下文。

　　1994年10月25日，一个平平常常的星期二夜晚，与南卡罗来纳州联盟镇的任何一个深秋之夜没有什么两样。

　　苏珊开着车，她已经在大街上转悠了将近一个小时，力图使自己平静下来。她先是准备去琳达那里，但她不愿意让母亲看到自己一脸的泪痕。她又开车到了卡里梭，打算从那里的宽河桥上跳下去。最后不知怎么的，苏珊来到了莫那科磨坊。她沿着49号高速公路，按照路牌所指示的方向驶到约翰·D·隆湖。这是她第一次来这儿。平时如果迈可想要喂鸭子，苏珊总是带上一袋面包渣，领着小哥儿俩去弗士特公园的池塘，那儿离家很近。

　　车道的尽头是一段通往湖水的倾斜砾石路面。周末到约翰·D·隆湖玩游艇的人们会把拖挂着游艇的车小心翼翼地顺着斜坡倒到水边，等游艇进到了湖里，再松开挂钩。斜坡长75英尺，约合23米。苏珊把车停在斜坡的顶端，她静静地坐在黑暗里，聆听着两个孩子的呼吸声。迈可和亚历克思正在他们的婴儿车座里酣睡。

　　苏珊坐在那里想了很久。她觉得她的生活就像眼前的约翰·D·隆湖，孤独而黑暗，一眼望不到边的黑暗。

　　她在想自杀。她不愿意让迈可和亚历克思遭罪，只要想一想让他们和一个不知什么样的继母生活在一起，或被民政部门送到陌生人家里，苏珊心里就刀绞似地难受。她相信让两个孩子和自己一起去死，这对他们娘儿仨都是最好的结局。

　　她在想自己这短暂的一生，在想自己生活中一个接一个的失败，还有那些离自己越来越远的梦——关于上大学的，关于爱情与婚姻的，关于家庭与孩子的。本来提出和戴维离婚是为了赢得汤姆·费利，孰料汤姆又拒绝了自己，往后一个单身母亲的日子可怎么熬？刚刚23岁，为什么自己的生活就被搅和得如此的乱七八糟，支离破碎？

　　她在想她生活中的那些男人们，巴威利·卢索，温-狄克斯的那位有妇之夫，戴维·史密斯，汤姆·费利，等等，等等。她在想她为那些男人所做过和经受过的一切，包括流产、怀孕、生孩子所带来的痛苦和折磨。直到现在她才悲哀地发现，他们中竟没有一个人真正地爱过自己。

　　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死去比活着更轻松，更容易。

　　苏珊把操纵杆从泊车换到中挡，她能感觉到马自达在缓缓地下滑，下滑，朝着阴森而神秘的约翰·D·隆湖。突然，苏珊全身一哆嗦，打了一个寒噤，她开始害怕了。她想象自己在水里挣扎，扑腾，透不过气来，想象自己像老人们说起过的水鬼一样，全身被泡得肿胀泛白。不不不，这种死法太可怕了。活着固然不易，没想到死亡却更加恐怖。苏珊踩刹车将车停住，又拉起紧急制动手闸，马自达不再动了。苏珊望着黑暗中的湖水，望着那可望而不可及的死亡，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有的人情愿在修道院里了此一生，为什么有的人情愿苟且活在世上。苏珊拉开车门，跳出马自达，然后压下手闸，轻轻地关上车门。

　　苏珊双手紧紧地捂住耳朵，朝湖岸上跑去。在她的身后，马自达亮着车灯，缓缓地滑下倾斜的砾石路面，缓缓地滑进黑黝黝的约翰·D·隆湖。森森的湖水漫过了车轮，漫过了车门，漫过了车窗。湖面平静地冒起一串串的泡，那是湖水挤过紧闭的门窗渗到了车里。良久，森森的湖水漫过了马自达的车顶。

　　苏珊朝着视野中唯一的光亮——后来她才知道那是麦克劳家——继续奔跑。此刻她的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活下去。于是，她开始编造她的故事。

　　豪德·韦尔士警官对苏珊说他出去一下。

　　“苏珊招了。”他告诉毕特·罗根。“我需要另一个人听到她的供词，我没有录音，也没有作笔录。你跟我一起进去让她再讲一遍。”

　　两个人进去时苏珊正坐在地板上。她抬起头望着韦尔士警官，泪流满面，像是一个无助的孩子。

　　豪德·韦尔士说：“苏珊，把你刚才告诉我的话再对罗根特派员讲一遍。”

　　等苏珊说完，豪德·韦尔士找来联邦调查局的卡萝·爱丽森，要她和毕特·罗根一起好好看住苏珊。

　　他反复强调苏珊一刻也不能离人，因为她很可能会自杀。

　　2点30分，豪德·韦尔士警官驱车前往约翰·D·隆湖。在采取下一步行动之前，警方需要证实苏珊的供词。

　　从州警署闻讯赶来的头两位潜水员是柯第斯·杰克逊和麦可·高特。他俩划着一只小船离开苏珊所说的斜坡湖岸。柯第斯·杰克逊第一次潜入湖底时什么都没有发现，他和麦可·高特讨论了一阵，又根据豪德·韦尔士所交代的苏珊的供词调整了一下方位。第二次，柯第斯在18英尺(约55米)的水下找到了那辆底朝天的酒红色马自达，该水域的可见度只有12英寸，约合30厘米。

　　马自达被发现的位置距湖岸将近100英尺，合30米，比专家们按车辆高速冲入水中的模拟实验所圈定的水域离湖岸更远。事实上，车辆撞击水面时的速度越快，溅起的水花越多，激起的波浪越大，造成的阻力也越大。此外，因为速度很快，车辆便可能一头扎进到湖底的淤泥之中，陷在那里停滞不前。苏珊的车是缓慢滑入水中的，这种运动所引起的阻力要小得多，使马自达能够较长久地保持车自身的重力大于湖水和淤泥阻力的状态，因而能够较长久地沿着倾斜的湖底一直下滑。

　　另外两名随后到达的潜水员史蒂汶·莫若和弗兰西斯·米丘梅凭借着强力照明头灯的光亮仔细观察了马自达在水下的状况。马自达的四个门和所有窗户仍然关闭。史蒂汶·莫若后来在法庭上作证说，他首先看到：“一只小手扒在窗户玻璃上。”“我们必须把身子紧贴湖底的淤泥才能看到车的里面……他们头朝下倒挂在婴儿车座里。”“我从马自达两侧的窗户分别看到了迈可和亚历克思。”

　　豪德·韦尔士警官登上州警署的直升机，从约翰·D·隆湖直达弗侬山庄。聚集在卢索家里的苏珊家人，史密斯家人，及诸多亲友们已经从合众社一位记者那里听到了“未经证实的消息”，说苏珊向警方承认她杀害了两个孩子。韦尔士警官在卢索家逗留了约20分钟，他告诉大家迈可和亚历克思已经找到了。他还向他们讲述了苏珊招供的内容，并说警方已经以两项预谋杀人罪依法逮捕了苏珊·史密斯。

　　此时，各式各样大道小道的消息已经通过各种渠道传遍了整个联盟镇。当苏珊被警方递解去约克地区监狱，在联盟警署门前上车时，围观者上千。不少人高声叫骂：“刽子手！”“杀人犯！”“溺婴凶手！”〓

　　下午5点整，豪德·韦尔士警官主持召开联盟地区警署新闻发布会。他在会上正式向媒体宣布了苏珊·史密斯被捕的消息，但他拒绝就其作案动机回答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很快，联盟镇上随处可见的黄丝带被蓝白二色所取代。浅蓝色在美国是小男孩的特征色，白色丝带则代表无辜——指史密斯小兄弟，而不是他们的母亲。

　　当天晚上，苏珊的车被拖出了约翰·D·隆湖。操作人员花了大约45分钟才把车顶朝下的马自达从湖底的淤泥中拔出来。当车被拖到浅水区时，操作人员把它翻了过来。由于温度和压力的变化，车内注满的湖底冷水挤碎了车窗玻璃，喷涌而出。

　　迈可和亚历克思的残骸连同他们的婴儿车座一起，被现场人员小心翼翼地捧进急救车，连夜送到200英里外位于南卡罗来纳州东南部大都市查尔斯顿的州立大学医学中心。验尸结果表明，当苏珊把他们连同马自达轿车一起送入约翰·D·隆湖时，小兄弟俩还活着。他们是被束缚在婴儿车座里，在阴森冰冷的湖水中活活淹死的。

　　苏珊被捕的第二天，各大报纸在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一重大案情进展的同时，就苏珊在其编造的谎言中诬陷黑人一事发表了若干评论。在苏珊·史密斯双命谋杀案侦破期间，联盟地区有不少黑人被警方怀疑、盘问和调查，两人被带到警署。11月4日，星期五下午，苏珊的哥哥司各特·沃恩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代表苏珊及全家宣读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们在此诚恳地向联盟及所有其他地区的黑人公民们致以最深刻的歉意，希望你们不要相信那些关于这是一起种族歧视事件的谣言。”

　　苏珊在她被捕的当天晚上，给已分居的丈夫戴维写了一封信，除了一连串的“对不起”“我丢尽了脸面”“我不配再活在人世”外，苏珊还在信中抱怨，现在大家都转而去哀悼迈可和亚历克思，没有人再理会她心中的苦闷和挫败感，也没有人再关心她所经历的悲伤和痛楚，使她再次陷入了深深的孤独和绝望之中，觉得自己再次被整个世界所抛弃，云云。

　　同一天，J·卡瑞·费利在康硕产业内部发布了一道禁令：

　　凡对媒体谈及苏珊·史密斯和汤姆·费利者，开除。

　　禁令就张贴在公司大厅里。J·卡瑞·费利还雇了临时保安人员把守公司大门和费利庄园。费利家的律师专门为汤姆·费利起草了一封公开信：

　　这场悲剧使我的心情异常沉痛。自上周以来，就苏珊·史密斯的孩子们失踪一案，我一直在与司法部门合作。我此时发表这封公开信的唯一原因是，外界流传了一些关于我与史密斯夫人关系的不实报道。

　　我与史密斯夫人曾有过一段时间的关系。我于10月17日写信告诉她，由于种种原因，我决定终止我和她之间的关系，并当即交给她一份信的副本。我已在本案调查的早期将这封信呈交给有关当局。信中说，我终止这一关系的原因之一是，我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去承担起作为一个父亲的重大责任。

　　然而，这绝对不是我终止这一关系的唯一原因，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我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向史密斯夫人表示过，她的两个孩子是我们关系的唯一障碍。

　　我对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及原因一无所知。

　　我将继续就本案与司法部门合作。我也和这个社区的所有人一样，为失去两个孩子而深感悲痛。我将不再就此发表任何形式的评论。

　　迈可和亚历克思的葬礼定于11月6日，星期天，在巴菲罗的卫理公会基督教堂举行。这是卢索家常去的教堂。孩子们的父亲戴维·史密斯不愿意用两个小棺材把兄弟俩分开，于是众亲友们为他们选购了一个白色金边的大号成人棺材。

　　自两个孩子的尸骨和马自达一起被打捞起来后，戴维一直要求看一看他的两个儿子，但每次都被人们以各种理由婉言谢绝了。入殓之前，戴维再次表示要最后看一眼小哥儿俩，伯父道格拉斯把他拉到一旁，轻言道：“你知道，戴维，他们在水里浸了九天。”但戴维说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他决不放弃。道格拉斯和教堂的主持商量后，把戴维带到一间侧室里，指着棺材旁两个白布小包说：“他们都在这里了。”主持解释道，州立大学医学中心送来时就是这样。

　　葬礼的前一天，11月5日，星期六晚上，来自全美各地成千上万的人们参加了史密斯兄弟的遗体告别仪式。虽说是向遗体告别，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们看到的只是合上盖的棺材。告别仪式一直持续到午夜以后。据戴维后来回忆说，他和他的家人们站在教堂里和前来悼念的人们依次握手达六个多小时。

　　星期天的葬礼之后，迈可和亚历克思的合葬棺被送往联合卫理公会基督教堂的公墓，掩埋在他们的伯父、戴维的哥哥丹尼·史密斯身边。三年前，就是在这座教堂里，戴维和苏珊举行了婚礼。孩子们的墓碑上镌刻着迈可充满稚气的话：

　　他是我的弟弟。我爱他。

　　墓碑是一位素不相识的石匠赠送的，上面镶嵌着小哥儿俩的合影。

　　卢索夫妇几乎完全没有时间让自己沉浸于悲痛之中，或使身心从这场悲剧中恢复过来。就在苏珊被捕的当天晚上，琳达和巴威利·卢索为苏珊聘请了科伦比亚著名律师达韦德·布卢克。时年46岁的达韦德曾就读于哈佛大学，1975年从南卡罗来纳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云游北美大陆，遍访美国加拿大各地，最后又回到家乡。达韦德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当时在南卡罗来纳州，绝大多数被判死刑者皆为黑人，达韦德·布卢克认为，这些人被处以极刑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罪孽有多么深重，只是因为他们无钱聘请一个好律师。在接手苏珊·史密斯双命案之前，达韦德·布卢克办理过50多桩极刑案，只有3名委托人被判处死刑。他的不少委托人已经是死刑犯人，经达韦德据理力争，案子得以重新开庭审理，并改判为有期或无期徒刑，其中一人最后被无罪释放。达韦德·布卢克的这些赫赫业绩不光在科伦比亚，而且在整个南卡罗来纳州的都是有口皆碑的。

　　达韦德·布卢克特地从华盛顿州请来了女律师茱迪·克拉克做他的助手。茱迪·克拉克是一位颇有影响的极刑案专家，也是华盛顿州联邦法庭的公设辩护人。公设辩护人属政府官员，其职责是替无钱聘请律师的被告人作辩护。茱迪必须向有关部门请假并被批准后才能参加苏珊的辩护小组。在苏珊·史密斯双命案之后，1997年，茱迪·克拉克曾任轰动一时的系列爆炸案案犯泰德·卡任斯基的辩护律师。

　　为了支付昂贵的律师费用，卢索夫妇抵押了他们在弗侬山庄的房子，巴威利·卢索还卖掉了他的一栋办公楼。

　　苏珊一案的公诉人是联盟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托马斯·波普，32岁，当时南卡罗来纳州最年轻的公诉人。和苏珊一样，托马斯是在联盟镇上土生土长大的，他的父亲是一名警官。托马斯·波普先在南卡罗来纳大学念完本科，又继续上了该校的法学院。在加盟检察官办公室之前，曾当了几年南卡罗来纳州警署毒品处的卧底——冒充毒品贩子。苏珊·史密斯双命案是托马斯·波普经手的第二起谋杀案。这样的阅历自然不可与两名被告方律师同日而语，但托马斯·波普的精力充沛、工作勤奋和在法庭上的口才和雄辩却是有目共睹的。

　　在等候审判正式开庭的八个月里，苏珊被关押在位于科伦比亚的州女子监狱，那里的狱医为她进行了例行的体格检查和心理会诊。苏珊住进了一间特殊的6乘14英尺见方的单人牢房，并被置于全天候“防自杀监控”之下。她的房间里装备有闭路摄像系统，24小时不得熄灯，每隔15分钟有专人查看。苏珊被允许带进其单人牢房的物品只有三件：一本《圣经》，一条线毯和她的眼镜。连她身上穿的都是一种特制的纸质囚服。

　　戴维对苏珊的态度一直很矛盾。当他读了苏珊的供词和她在入狱第一晚写给他的信后，戴维觉得他好像被人欺骗了，这个苏珊·史密斯绝对不是曾与他共同生活，一起生儿育女的那个女人。戴维反复地问自己，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究竟是不是魔鬼的化身？但在11月15日，当戴维接受全国广播公司专题节目《日界线》主持人凯蒂·卡尔蕊克的电视采访时，他对凯蒂说：“苏珊，她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她是一个尽职尽责，尽心尽力的母亲。两个孩子就是她生命的全部，就像是我生命的全部一样。”戴维甚至还向苏珊的家人表示，如果允许的话，他愿意带着苏珊远走高飞，躲避到一个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

　　1994年的圣诞节前夕，苏珊带话希望戴维去女子监狱探视。他们在一起呆了一个小时，苏珊反反复复地为她的行为道歉，但当戴维问她为什么时，她却无言以对，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戴维离开监狱时，心里充满了对苏珊的同情。然而，在以后的日子里，戴维听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苏珊和汤姆·费利的故事，他越来越相信苏珊是为了让汤姆·费利回心转意才对两个无辜的孩子下了毒手。

　　1995年2月，琳达和巴威利·卢索分居，巴威利搬出了他们在弗侬山庄的房子。不久，他从共和党南卡罗来纳州执行委员的位置上辞职。巴威利·卢索在辞呈中说，由于个人的原因，他不宜再干下去了。

　　5月，法院下达了戴维和苏珊·史密斯的正式离婚判决书。在离婚庭审期间，苏珊弃权未出庭，汤姆·费利就他与苏珊的关系到庭作证。根据离婚判决书，迈可和亚历克思的玩具和衣物等在戴维和苏珊之间一分为二。法院还将那辆1990年的酒红色马自达轿车判给了戴维，但作为公诉方的物证，这辆车一直被扣在警方手里。苏珊·史密斯双命谋杀案的审判结束后，戴维将此车销毁。

　　6月，狱中的苏珊收到前继父巴威利·卢索的来信。巴威利在信中写道：“我为自己曾经对你的所作所为深感痛心和羞愧。”“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并非这场悲剧中唯一有罪的人。”信上的日期是1995年6月18日，父亲节。

　　被告方和公诉方分别请来了心理专家为苏珊·史密斯诊断。1995年2月至6月，以南卡罗来纳大学精神病学及法学教授赛摩尔·豪勒博士为首的被告方专家小组与苏珊进行了4次共15小时的接触，包括观察、谈话和测试等。豪勒博士的结论是，苏珊患有严重的“依赖性性格失调”：“没有自信心，觉得自己不能独立生活”，“总是需要有人陪伴，老担心某一天会只剩下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豪勒博士认为，苏珊并无非常严重的忧郁症。在有人关心她的时候，苏珊的心情几乎总是处于正常状态，只有在独处时才会感到压抑，而且也只是在感到压抑时才会想到自杀。豪勒博士的小组仔细研究了苏珊的家庭病史，发现其家人和近亲中有不少人或患忧郁症，或酗酒，或自杀。专家们相信，苏珊的家族有这方面的遗传。苏珊从小便多愁善感，她的依赖性和忧郁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

　　主持本案的法官威廉·霍尔于1995年1月底颁发了“禁口令(Gag Order)”。“Gag”的原意是指放在拳击运动员或牲口嘴里的口衔或塞口器。“禁口令”即禁止公诉方、被告方和警方向公众或外界透露即将提交法庭的证据和证词。所以在苏珊·史密斯双命谋杀案正式开庭之前，尽管人们知道双方都聘请了心理专家，但没有人清楚诊断的具体内容。不过这并不妨碍其他司法界人士和记者们在报刊上各抒己见。当时所发表的预测本案庭审的文章和评论认为，公诉方将根据苏珊编造并坚持了九天之久的谎言，把她说成是一个善于玩弄手段、操纵他人、颇有心计的预谋杀人犯。而被告方则将以其心理失调为理由，证明苏珊在让马自达滑入约翰·D·隆湖时，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她自己在干什么。苏珊的母亲琳达就到处对人说她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当她异常苦闷、烦躁和失落的时候：

　　我感到我仍然置身于这个世界，却又仿佛在另一个虚无缥缈的空间。我不断地往下坠落，坠落，坠落，好像我就要消失，就要化为乌有。我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感觉不到。浓雾环绕在我的四周，把我与整个世界隔绝开来。我知道巴威利就躺在我的身旁，但他却又不存在。我处于一种完完全全的，实实在在的孤独之中。

　　“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我低声叫道，“所有的一切全都不对。”我知道我是在跟巴威利说话，奇怪的是，他并不在那里。他离我那么、那么遥远。

　　…………

　　我想抓住什么，不管什么，只要能使我不再坠入疯狂。我必须保持清醒，因为我明白我的孩子们不能没有我。我觉得只要我一撒手，我就会丧失理智。

　　琳达相信，1994年10月25日晚上，苏珊就是处于这种状态。

　　对于联盟镇的许多居民而言，苏珊似乎在她过去23年的生命历程里衍生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她对某些人表现出其性格的这一面，对另一些人则展示出另外的一面。她时而温顺，听话，楚楚可怜，时而凶残，狡诈，处心积虑。难道就是她性格的这一面促使苏珊将两个年幼的孩子推进了深不见底的湖水，仅仅为了讨取情人的欢心？

　　琳达曾带领全家专程到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叩见托马斯·波普，他们想摸一摸公诉方的底。托马斯·波普倒是非常配合，他不遮不掩地亮出底牌：“我以为，对苏珊·史密斯最合理的处置就是，打入死牢，锁上牢门，再扔掉钥匙。”因为，托马斯·波普解释道，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案犯如果在作案时杀害了一个人以上，或者被害者是11岁以下的儿童，该犯即应被处以极刑。就苏珊·史密斯犯下的罪行，判两次死刑都富余。她手里有两条人命呵！而且还是孩子，而且还是她的亲生儿子。俗话说“虎毒不食子”，一个连亲生孩子都不放过的人，她可能还有一点人性吗？

　　所以，当公诉方断然拒绝被告方所提出的以苏珊主动承认有罪，来换取30年有期徒刑，并永远不许上诉时，没有任何人觉得惊讶。

　　在苏珊一案正式开庭审理之前，法官威廉·霍尔主持召开了两天预审听证会，由公诉方和被告方律师论证，就苏珊的精神和心理状态而言，她是否能够出庭受审，包括她能否遵循有关法律程序、能否理解对她的起诉和其他法律文件等。公诉方聘请的心理医生唐纳德·摩根博士曾在同年的4、5、6三个月对苏珊进行观察诊断，前后共计10多个小时，他认为苏珊感情强烈，易冲动，又很难调节、控制和把握自己的情绪。摩根博士在预审听证会上分析了苏珊的忧郁症及自杀倾向，他指出，如果苏珊本人走上证人席作证，她很可能会故意诋毁自己以求一死。被告方的赛摩尔·豪勒博士则告诉法庭，苏珊必须依靠抗压抑类药物的帮助才能出席旷日持久的审判。尽管如此，霍尔法官最后裁决庭审按预定的日程进行。

　　小插曲之一：联盟地区财政部官员戴尔·鲁宾逊有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因为联盟属美国贫困地区，人均收入低，政府税收也不高，每年用于公诉方聘请专家证人的拨款只有6万美元。而作为一个具有全国性曝光率的案子，苏珊·史密斯的审判费用总计将在50万至100万美元之间。戴尔·鲁宾逊担心地区财政支撑不了这个案子。不久，联盟地区财政部开始收到了汇自全国各地的面额不等的支票，其中一张270美元的支票寄自“一个关心你们的小镇”，那是蒙大拿州波士沃兹镇的居民们集资寄来的。后来戴尔·鲁宾逊和托马斯·波普在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节目上告诉人们不要再寄钱了。

　　为了节约经费，法官威廉·霍尔安排每周从星期一至星期六开庭六天，陪审团的候补陪审员也从六名减到了两名。

　　1995年7月10日，星期一，苏珊·史密斯双命谋杀案在联盟地区法院正式开庭。这座由著名建筑家洛博特·米尔士设计的法院大楼建于1913年。洛博特·米尔士也是坐落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华盛顿纪念碑的设计师。威廉·霍尔法官的审判室在法庭的二楼，旁听席共有13排座位，是南卡罗来纳州最大的审判室之一。前排靠两侧的座位分别划给苏珊家人和史密斯家人。本案审理期间，法庭内座无虚席。但由于年代久远，设备欠佳，法官、律师和证人发言时必须靠话筒很近，否则旁听席就听不见。楼板也吱嘎作响，以至于霍尔法官不得不作出严格的规定，禁止任何人在审理进行时擅自离座走动。

　　挑选陪审团成员的工作一共花了六天。先从250名候选人中筛选出55人，再由双方律师逐一审议。许多候选人明确表示他们对死刑持否定态度。最后选定的12人中大部分为蓝领阶层，也有少数店主、商人和知识分子。几乎所有7名白人陪审员——五男二女——全都认识被告或其家人朋友，或某位证人，但他们表示将不为感情或友情所左右，不带任何偏见，只根据法庭提供的证据作出裁决。

　　12名陪审团成员中只有3位妇女。被告方律师达韦德·布卢克曾就此提出异议，认为这种组成不能代表该司法辖区的人口比例，但被法官驳回。被告方希望有更多的女性进入陪审团是因为他们认为，女人们更能理解同情苏珊的境遇。

　　小插曲之二：审理正式开始的7月17日，星期一，警方接到举报说，有人在霍尔法官的审判室安放了炸弹。这当然只是虚惊一场。谎报“军情”者很快被拘捕。

　　首席公诉人托马斯·波普的助手凯茨·盖斯代表公诉方致开场白：“在1994年秋季的那段长达九天的日子里，苏珊·史密斯面对全国各族人民撒下了弥天大谎。”“她在电视上祈求上帝让她的两个孩子平安归来，其实她明明知道迈可和亚历克思就躺在约翰·D·隆湖冰冷黑暗的湖底。”“孩子们成了苏珊·史密斯赢回汤姆·费利的绊脚石，苏珊·史密斯便从她的生活中毫不犹豫地搬掉了他们。”凯茨·盖斯最后指出：“这桩案子的中心点就是两个字——自私！一切都是围绕着我，我，我，和自己，自己，自己。”“苏珊·史密斯是一个自私的，处心积虑地编织谎言的，善于欺人耳目的杀人犯，她为了得到一个富家子弟的爱情而不惜牺牲掉自己的亲生儿子。”

　　被告方由茱迪·克拉克发言。她请陪审员们“透过自己的心去看苏珊·史密斯，那是一个像迷路的孩子一样，彷徨、迷惘、失落、对生活对男人不知所措的、苦苦挣扎的灵魂”。苏珊·史密斯自幼便忧郁、苦闷，对自己对生活都没有信心。这种挫败感来自童年时期她父亲的自杀，后来她自己的自杀，和少女时期继父的性骚扰。“所有这些因素一点一点地将她推到了绝望和崩溃的边缘，推到了夜色下的约翰·D·隆湖，在那里，她打算和两个心爱的孩子一起了结自己的一生。”“只是在最后的一瞬间，求生的本能制止了她走向死亡的脚步，她活下来了，两个年幼的生命却没能幸免于难。”茱迪·克拉克告诉陪审团：“我们在这里向你们述说苏珊·史密斯的故事，并不是要博取你们的同情，只是想得到你们的理解。”“苏珊说谎是不对的，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该说谎。但是，难道你们不觉得，这更像一个孩子气的谎言，一个非常希望能取悦于父母的孩子，为逃避惩罚和父母的愤怒而撒的谎？”

　　由于药物的作用，苏珊自始至终像个乖孩子一样安静地坐在被告席上，或者读信，或者玩弄手里的随便什么小物件。在牢里关了八个多月，很少运动，又缺乏阳光和新鲜空气，苏珊明显地增加了体重，而且脸色苍白憔悴。加之无心于自己的容颜，不事装扮，尽管她的辩护律师们竭力想把她说成是一个小女孩，苏珊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老了许多。苏珊在法庭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目光呆滞，表情木然，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和她没有关系。只有当人们提到她的两个孩子的时候，她才会轻声地，小心翼翼地哭上一小会儿。

　　公诉方传唤的第一个证人是雪莉·麦克劳。她记得那天晚上，当她和苏珊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等待警察时，苏珊问她有没有孩子。“我有一个儿子。”雪莉指了指小瑞柯的房间。苏珊点点头，又转眼看着桌子上镜框里一张女孩的照片，雪莉说那是小瑞柯的女朋友。苏珊说她认识一位姓麦克劳的人，不知是不是雪莉家的亲戚。雪莉说不是，但她知道苏珊讲的那个人是谁。后来雪莉曾对丈夫说：“如果是我的孩子丢了，我绝对不会有这份闲心聊天。”雪莉·麦克劳还告诉法庭，琳达·卢索一到她家就冲着苏珊大喊大叫，责备她为什么不锁好车门。有一阵子，琳达离开众人，独自在外面的门廊站了好久。

　　继麦克劳太太之后出庭的是若干警方办案人员。豪德·韦尔士警官承认，他为了套出苏珊的供词而说了假话。警方并没有在卡里梭路口安排什么全天候的监视岗哨，也不存在什么毒品走私案和值班记录。他还承认，他当时说的为了平息黑人社区与其他居民的矛盾，他们正在考虑将苏珊的不实之词向媒体公布也是临时编的。豪德·韦尔士警官说，虽然警方一直怀疑苏珊，但却无足够的证据逮捕她。

　　小插曲之三：开始传唤证人的第二天，陪审团中唯一的黑人女性伽儿·冰被拘捕，原因是她在填写陪审员登记表时，没有如实向法庭陈述她曾因非法使用他人信用卡而被起诉。伽儿对威廉·霍尔法官承认说她没有按照法庭要求亲自填写登记表，而是由她女儿代填的。伽儿·冰后来被判刑6个月，罚款1万美元。两名候补陪审员之一被增补进入陪审团。

　　来自州警署的毕特·罗根在证人席上说，苏珊·史密斯告诉他，去年10月21日，双命案发生前四天，苏珊曾与已分居的丈夫戴维做爱。就在那一次，苏珊得知戴维在她的电话上安装了窃听器，并取得了她与J·卡瑞·费利，即汤姆·费利的父亲通奸的证据。

　　其他办案人员和某些记者作证说，在史密斯兄弟失踪的日子里，苏珊·史密斯似乎更关心她在电视屏幕和新闻照片上的形象，而不是两个孩子的命运。她甚至谈到去海滨度假以逃避警方和媒体。

　　为苏珊做过多次测谎实验的联邦调查局技术员达威·帕契向法庭展示了所有的实验记录和图谱。每当被问及：“你是否知道孩子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或类似的问题时，仪器记录的结果总是表明苏珊在撒谎。

　　潜水员史蒂汶·莫若告诉陪审团，在从约翰·D·隆湖里打捞起的马自达轿车里，和迈可和亚历克思的遗骸一起，他们还发现了汤姆·费利在1994年10月17日写给苏珊的那封信。

　　汤姆·费利也走上了证人席。他是公诉方的关键性证人。汤姆通过他的证词成功地帮助公诉方确立了苏珊·史密斯的作案动机，但他同时也告诉陪审团，他觉得苏珊是一个“温柔可亲的人”，而不是公诉人所形容的铁石心肠的刽子手。在被告方律师达韦德·布卢克的交叉取证中，汤姆·费利说，苏珊如同一只小鸟依人，“她在做爱时所感受到的欢娱并非来自肉体的刺激，而是在与人亲近和被人爱抚中的陶醉。”汤姆·费利还提到，大约一年前，在苏珊和戴维分居的一段日子里，有一次他打电话给苏珊，戴维藏在壁橱里偷听。后来戴维由于嫉妒而跳出壁橱，从苏珊手中夺过话筒，冲着汤姆·费利说，如果他再与苏珊来往自己就会揍他，等等。

　　三名苏珊在康硕产业的同事作证说，苏珊曾多次提到，如果她不是这么早就结婚生子，她的生活一定会比现在好得多。

　　公诉方最后一名证人来自查尔斯顿的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医学中心，她就是替迈可和亚历克思验尸的医生珊卓·康拉狄博士。因为威廉·霍尔法官不允许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两个孩子残骸的照片，也不允许康拉狄博士陈述其遗体腐烂的情形，珊卓·康拉狄作证的时间非常短，只有15分钟。

　　苏珊承认她亲手结束了两个孩子的生命，被告方律师在这一点上已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他们曾经考虑过以下两种方案：

　　一、以苏珊患有神经病为由，为她作“无罪”辩护。这就需要证明苏珊在作案之时完全丧失意识，毫无是非概念，分不清对与错。而其科学依据必须是该行为人患有妄想症，或精神分裂，或精神错乱。以赛摩尔·豪勒博士为首的被告方专家小组诊断的结果否认了这种可能。

　　二、承认苏珊“有罪”，但因其神经功能失调，虽然能分辨是非，知道什么是违法的，可是在案发之时丧失理智，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专家小组认为苏珊的情况也没有严重到这种程度。

　　于是，被告方辩护律师只得再退一步，证明苏珊·史密斯的双命谋杀案，实际上是一次“自杀未遂”。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首先必须反驳公诉方的“作案动机”，即被告人为了满足情人的要求而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

　　1995年7月20日，星期四，被告方开始传唤他们的证人。首先出庭的是毕特·罗根和卡萝·爱丽森，两位曾为公诉方作证的办案人员。因为他们俩都非常同情苏珊的境遇，达韦德·布卢克着重请他们谈了苏珊所表示的悔恨和自责。

　　南卡罗来纳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阿尔琳·安佐斯博士是被告方所聘请的心理专家小组中的一员。她认真研究了苏珊的家庭病史，她告诉法庭沃恩家族中曾有多人患忧郁症，并详细讲述了发生在苏珊亲戚中的数起自杀和自杀未遂的案例。

　　被告方最重要的证人当属赛摩尔·豪勒博士。他说在1994年10月25日的约翰·D·隆湖双命案发生前数月，苏珊·史密斯已经有了明显的忧郁症和严重的自杀倾向。为了排解其孤独感，苏珊开始酗酒，并陷入了一种自我毁灭式的性关系网中。在案发前的六个星期内，苏珊同时和几个男人之间有性行为，包括她的继父巴威利·卢索，她当时的男朋友汤姆·费利，汤姆·费利的父亲、康硕产业的总裁及苏珊的老板J·卡瑞·费利，还有她已分居的丈夫戴维·史密斯。赛摩尔·豪勒博士认为，苏珊的性行为只是暂时地缓解了她压抑的心情，接踵而至的罪恶感反倒使她跌进了更深的压抑之中。赛摩尔·豪勒博士印证了汤姆·费利的说法，他告诉法庭：“她的性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不是为了自身生理的满足。”就像她小时候勤奋学习以讨好家长和老师一样，在与男人做爱时，“苏珊更关心的是取悦于他人，让他们都喜欢她。”赛摩尔·豪勒博士进一步指出，苏珊与汤姆·费利的关系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苏珊“和许多男人都有强烈的、长期的性关系，很难说汤姆·费利就一定是她最钟情者。”所以公诉方关于苏珊·史密斯为赢得情人而谋杀两个孩子的所谓作案动机的推论是“一个荒谬的想法”。

　　当谈到双命案发生的夜晚时，达韦德·布卢克向赛摩尔·豪勒博士提出了一个人人都关心的问题：“为什么苏珊·史密斯最终没有走进湖水里？”豪勒博士答曰：“出于人人皆有的求生的本能。尽管在她拉开车门跳出马自达之前，苏珊已经决定了要和孩子们一起葬身约翰·D·隆湖，但在最后的一刻，她害怕了。”赛摩尔·豪勒博士告诉法庭，当苏珊·史密斯压下紧急制动手闸，让马自达滑入约翰·D·隆湖时，她的脑子里出现了空白，使她没有意识到两个孩子的存在。豪勒博士分析了苏珊离开湖岸到麦克劳家的路上，开始编造谎言时的心理过程，指出苏珊并非公诉方所描述的处心积虑的谎言家，她这样做只是生怕别人把她想成一个坏女人。赛摩尔·豪勒博士最后说，如果苏珊的压抑症和自杀企图能及早引起人们的注意，只要稍加治疗，这桩震惊全国的惨案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被告方还传唤苏珊的朋友，熟人，邻居等，这些了解苏珊，甚至看着她从小长大的人们告诉陪审团，苏珊自幼便是一个听话的，但心思很重的孩子，她从十岁起就出现了自杀倾向。他们还作证说苏珊确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母亲，戴维的妹妹贝奇·史密斯说，在本案发生以前，她一直把苏珊当作一位为孩子鞠躬尽瘁的母亲的典范。

　　7月22日，星期六，总结性发言。

　　首席公诉人托马斯·波普声情并茂地向陪审团勾画出史密斯兄弟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被困在车座里，哭泣，叫喊，要妈妈。而那个把他们放进车里的女人却站在高高的湖岸上，用双手堵住了耳朵。”托马斯·波普再次强调了苏珊·史密斯的作案动机。“她以那只紧急制动手闸作为武器，结束了两个年幼的生命，只是为了创造一个和她所倾心的情人汤姆·费利一起生活的机会。”

　　被告方的茱迪·克拉克的发言则不那么富于戏剧性，她一如既往地利用每一次机会争取人们对苏珊的同情。她强调苏珊作为一个母亲“对孩子们的无条件的爱”，指出她：“并没有蓄意要加害于迈可和亚历克思，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谋杀。”“被告人并不是邪恶的化身，而只是一个被生活所扭曲的绝望痛苦的灵魂。”“苏珊确实是自己作出了选择，一个有悖情理的悲剧性的选择。”“她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真正导致这一行为的，却是她的郁闷，压抑和孤独无助。”

　　法官威廉·霍尔显然也是同情苏珊的，他在向陪审团作指示时告诉他们，除了公诉方所起诉的谋杀罪外，他们在审议时也可以考虑较轻的如过失杀人罪。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过失杀人罪只判3至10年有期徒刑。

　　陪审团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审议，于当晚7点55分作出了裁决。陪审员一致认同公诉方对案情的陈述和分析，认为当苏珊·史密斯在约翰·D·隆湖畔压下马自达轿车的紧急制动手闸时，她完全清楚她在做什么。他们也支持公诉方关于被告人作案动机的观点，指出苏珊·史密斯之所以谋杀迈可和亚历克思，是因为她那位花花公子男朋友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孩子。当陪审长在法庭上宣布，陪审团裁决被告苏珊·史密斯两项预谋杀人罪成立时，苏珊以手掩面，浑身颤栗，泪水从指缝间流出。

　　只过了一个星期天，7月24日，12名陪审员又回到威廉·霍尔法官的审判室。他们这一次的任务是为被告苏珊·史密斯量刑。在南卡罗来纳州，对谋杀罪的量刑可以是无期徒刑或死刑。判刑与审理的法律程序基本相同。

　　公诉方仍由凯茨·盖斯作开场发言。他再次强调苏珊·史密斯的“九天欺骗和九天诡诈”。

　　达韦德·布卢克代表被告方致开场白。已经有了陪审团的裁决，被告辩护律师必须对自己的立足点作相应的调整。达韦德·布卢克在发言中接受了苏珊·史密斯的作案动机，指出她是一个在生活中陷入深深的困境的、心灵脆弱的女人，为了爱情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达韦德·布卢克说：“实际上，对苏珊·史密斯的最高惩罚是终身监禁，而非死刑。”在本案审理期间，不少证人，包括为公诉方出庭的心理专家唐纳德·摩根博士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

　　公诉人托马斯·波普首先在法庭上播放了几组录影带。人们又看到苏珊·史密斯面对全国的电视观众眼含热泪，祈求上苍惩罚劫匪，让她的孩子们平安归来。

　　亚当·维尔希中心的玛格丽特·弗莱尔逊女士第一个出庭。她说案发之后，苏珊·史密斯显得异乎寻常的镇定，不像一个痛失爱子的母亲。

　　苏珊的表嫂玛嘉莉·格利高里则告诉陪审团，苏珊·史密斯如何在每次接受记者采访之前，编造谎言杜撰案情，蒙骗警方及公众达九天之久。玛嘉莉·格利高里就职于南卡罗来纳州里齐兰地区警署公共信息办公室。案发后琳达·卢索特地请她来代表苏珊家人处理与媒体的诸多事宜。

　　公诉方最后一个，也是作证时间最长的一个证人，是苏珊的前夫戴维·史密斯。他身着白衬衣，系一条孩子气的迪斯尼米老鼠领带，那是儿子迈可生前最喜欢的领带。戴维在证人席上声泪俱下地告诉法庭，自从1994年10月25日的那个悲惨的夜晚，“我所有的希望，所有的梦想，我一辈子的计划和打算全都破灭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再也没有可能与迈可和亚历克思共度我的后半生。”戴维·史密斯泣不成声，陪审员中至少有三个人和他一同掬泪，旁听席上也传来阵阵呜咽。法官威廉·霍尔几次击槌“肃静！”无效，只得宣布暂时休庭。当苏珊被法警带过戴维身边时，苏珊哭喊道：“对不起，戴维！”戴维无动于衷。

　　出人意料的是，被告方没有对戴维交叉取证。在审理期间，被告律师们曾一再追究戴维的言行。可以肯定，作为被害者的父亲和被告人的丈夫，戴维对这场家庭悲剧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媒体预言，当戴维出庭时，达韦德·布卢克绝对不会放过他。公诉方也为此作了相应的准备，在移交证人之前，托马斯·波普已事先请戴维在法庭上澄清了几个被告方可能会纠缠的问题。

　　事后人们纷纷猜测，也许因为戴维·史密斯已经在证人席上打动了陪审团，赢得了众人的同情，被告方再怎么对他穷追猛打亦无济于事。过了很久达韦德·布卢克才露出了口风说，是他的委托人苏珊·史密斯请求他不要为难戴维。苏珊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活着的人们当中，她最对不起的就是戴维。

　　因为公诉方业已赢得了陪审团的裁决，法官终于允许他们在法庭上出示部分迈可和亚历克思的遗骸照片，但仅限于胳膊和腿部。

　　公诉方最后在法庭上播放了技术专家们模拟酒红色马自达从斜坡滑入约翰·D·隆湖水的实验录像。因为引擎等机械部分都在轿车的前部，案发时车后厢基本是空的，湖水开始渗入车内不久，马自达的后部翘出水面，头部扎进水中。公诉方律师凯茨·盖斯在电视屏幕旁作同步解释说，这时候迈可和亚历克思已经被冰凉的湖水激醒。当马自达开始翻转时，两个孩子脸朝下对着湖水，就像被人把头强摁入水中一样。实验表明，因为门窗紧闭，需要整整六分钟才使湖水灌满马自达。可以想象，小哥儿俩在这六分钟里是如何惨不忍睹地挣扎、哭喊、扑腾……

　　南卡罗来纳大学的阿尔琳·安佐斯博士再次为被告方出庭。她这次作证的着重点是史密斯夫妻关系中的不和谐之处对被告人心理和精神的影响。安佐斯博士以大量的事实说明，1994年8月，史密斯夫妇最后一次分居之后，苏珊的精神状态开始急剧恶化。特别在苏珊以戴维和蒂凡妮·摩尔的婚外恋为由提起离婚上诉之后，戴维做了一系列有损于被告人形象，侵犯被告人隐私权的事，诸如窃听电话，私自搜查被告人的提包，并让蒂凡妮·摩尔跟踪被告人等。10月21日，戴维得知了苏珊与J·卡瑞·费利的奸情，当场威胁被告人说，要把这件事张扬给费利夫人。阿尔琳·安佐斯指出：“苏珊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坏女人，她的绝望和自杀企图就是在这时形成的。”四天后，苏珊把马自达连同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一起送进了约翰·D·隆湖。

　　对于诸如此类的指责，戴维·史密斯事后评论说，不和的夫妻比比皆是，但只有像苏珊·史密斯这样的邪恶女人才会对孩子们下毒手。

　　苏珊的哥哥司各特·沃恩代表被告人家属走上证人席。与其说是作证，他更像是在向人们乞求妹妹的性命：“我们已经失去了迈可和亚历克思，如果这出悲剧还要被利用来把苏珊送上电椅，那岂不是残忍和荒唐吗？”“苏珊并不在乎死亡，她真正害怕的是活着的煎熬。”“还有什么惩罚能比失去两个孩子更让苏珊感到痛苦？！”

　　最后出庭的是苏珊的继父巴威利·卢索。他承认自苏珊还是少女之时，他就开始了对她的性骚扰，而且后来从未间断过。他们之间的性行为基本都发生在卢索家，只有一次是在苏珊和戴维的托尼路的房子里，还有一次在施巴坦堡的旅馆房间里。巴威利·卢索说，他心甘情愿地接受人们对他的指责，他自认对史密斯兄弟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巴威利·卢索在法庭上念了他在父亲节写给苏珊的信，并告诉陪审团：“苏珊深爱她的孩子们，但她有病。正是这种病态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太可怕了！”

　　在接下来的双方总结性发言中，公诉人托马斯·波普敦促陪审团判处被告人苏珊·史密斯死刑。他说构成这出悲剧的每一步实际上都是苏珊自己的决定——“苏珊·史密斯决定开车去约翰·D·隆湖。”“她决定让迈可和亚历克思从斜坡滑进湖水里。”“最可恨的是，为了掩盖她的罪行，她决定撒谎。”托马斯指出，苏珊·史密斯现在所表现出的痛悔和自责无非和她那九天的谎言一样，只是为了蒙骗公众，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自私自利，又善于精心部署策划，为了情人而不惜毁掉两个孩子的冷血凶手。

　　被告辩护律师达韦德·布卢克手捧一本《圣经》开始了他最后的发言。他追述了苏珊·史密斯不幸的家族史和她本人坎坷的生活经历，他承认是苏珊自己的决定导致了这场悲剧，他相信陪审团的决定应该比苏珊的明智，那就是判处被告人苏珊·史密斯无期徒刑。达韦德·布卢克打开手里的《圣经》，翻到《约翰福音》中的某一页，那个故事讲的是一位通奸的妇人被抓住后，按照当时当地的俗规，她将被众人用石头活活砸死。耶稣基督赶来了，他对众人说——达韦德·布卢克在法庭上高声念道——“你们中如果有谁觉得自己没有罪，就请他先砸下第一块石头吧。”众人闻言纷纷放下手中的石头，相继离去。因为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罪孽。达韦德·布卢克最后说，苏珊·史密斯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仅此一点，她只要在这世上活一天，她就一天不得安宁。

　　陪审团离庭审议之前，威廉·霍尔法官问被告人有没有什么话要讲，苏珊·史密斯痴痴地摇摇头。

　　陪审团又用了两个半小时，于1995年7月27日，星期四，下午4点38分，向法庭送回了他们的决定。正如被告方所希望的，陪审团判处苏珊·史密斯无期徒刑。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在监禁期满30年后即有权申请假释，届时将是2025年，苏珊·史密斯已年满53岁。

　　陪审团成员们后来对记者表示，他们在为苏珊·史密斯量刑时，除了被告方律师陈述的种种理由外，还考虑了豪德·韦尔士警官所说的，苏珊自己的坦白交代，有助于警方的破案。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戴维·史密斯直言道，他尊重陪审团的决定，但并不同意。他认为苏珊·史密斯应该被处以极刑。戴维说，30年以后，他将出席苏珊·史密斯的每一次假释听证会，他将尽自己所能阻止这个女人活着走出监狱。

　　琳达·卢索曾对不少人说起，苏珊生性懦弱温顺，她担心女儿熬不过那人间地狱般的牢狱生涯。

　　苏珊·史密斯双命案过去了三年后，大约是1998年，笔者有一次在超级市场无意间瞥见一张小报，头版是一幅苏珊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照片。和照片一起配发的消息说，苏珊在狱中经常挨揍，因为她无端栽赃黑人，更因为她亵渎了人类最神圣最无私的情感——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