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2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会上说，“躺平”抗疫（与病毒共存）是其他国家的无奈选择。

其实，早在2021年8月份南京发生疫情，张文宏抛出“与病毒共存”论时，针对饶毅发表的“病毒是老祖宗，人类是小孩子，谁与谁共存？”，我就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当时的文章如下：

诚然，现实世界中，有无以数计的病毒与人类共存，这是不争的事实。

比如，仅我们的肠道内就存在着数以万亿计的病毒，连同其他所有微生物，甚至可以占到粪便总重量的三分之一。

当然，饶毅教授也说了，“现存病毒与人类共存有多种关系，包括致病，也包括互利互惠，还有很多井水不犯河水”。

从进化的角度看，如果回到史前，甚至是现代医学建立之前，不论病毒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是致病、互利互惠，还有井水不犯河水，人类都只能与之共存，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

那是因为，那时的人类还没有对病毒说“不”的能力。

现代医学的发展，尤其是疫苗技术和公共卫生体系建立，让人类拥有对病毒说“不”，并选择与谁共存的话语权和能力。

在现代医学语境下，人类可以根据对人类健康和其他利益的危害，将病毒划分为三六九等，对它们采取不同的策略。

对于那些对人类有益的，或者井水不犯河水的病毒，人类自然乐于与之和谐共存。

但是，自从人类认识到病毒存在的危害性，就从来没有在主观上乐观与任何一种具有危害性的病毒共存，等到我们拥有了选择能力时，更是没有允许任何一种高致病病毒与我们共存。

只要一种病毒对人类健康存在现实或潜在严重危害，就是整个人类的死敌，绝无允许与之共存的任何道理可言。

现代医学背景下，我们允许与之共存的都是非致病或低致病的“无害病毒”。

对于高致病，尤其是高病死率的有害病毒，人类与之都不共戴天，一旦冒头，人类就会组团群起攻之，必欲置之死地（根除，或最起码消灭）而后快。

比如，刚刚再次被“无情镇压”的埃博拉；

刚刚被WHO通报的马尔堡病毒；

被从地球上根除的天花；

被从地球上几近根除的脊髓灰质炎病毒（三个血统中有两个被根除）；

几乎被完全隔离在人类社会之外的麻疹、水痘、乙脑病毒；

还有很多对家禽家畜具有高致病性的动物病毒，比如，牛瘟病毒就如同天花一样被从地球上根除掉了。

现实世界中，对人类具有高致病性，又被“允许”共存的病毒屈指可数。

常见的，似乎只有2个半。

一个是流感病毒。

流感是当代社会对人类健康和生命造成最大危害的传染病之一。

且不论每隔几十年的全球大流行会造成百万以上人口死亡（仅有2009年的H1N1致死不足百万）；即使是大流行后由残余势力造成的地方性流行（季节性流感），每年在全球也造成数以亿计人口的感染，更造成几十万人的死亡。

以引发国内高度关注的美国2019-2020季节性流感来说，在全美造成4000多万人感染（超过迄今为止美国新冠病毒感染人数），超过2万人死亡；2017-2018美国流感大年，致死人口更是高达61000多人。

既然流感的危害如此巨大，人类为什么还“允许”与之共存呢？

这种“允许”完全是被迫无奈，因为针对流感病毒的疫苗效力实在有限。

在Cochrane协作网系统评价数据库中，流感疫苗针对特异性流感毒株的预防感染效力不足50%，即使是力挺流感疫苗的官方提供的效力数据也仅仅略高于50%的及格线；而且流感病毒改变抗原性的变异频仍，会进一步降低疫苗这种人类对付传染病杀手锏的效力。

加之流感感染者中存在高比例的无症状感染者，控制难度很大。

另一方面，很多人认为流感仅有0.1%的病死率危害不够高，处在人类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造成人类被迫“允许”这种高致病性病毒与我们共存。

另一种就是艾滋病病毒。

艾滋病病毒之所以被“允许”共存，并不是其危害性不够，仅仅就是因为人类对它曾经几乎束手无策，直到今天都没有研发出任何一种有效的预防性疫苗。

甚至人类的免疫系统根本就无法战胜这种病毒——迄今没有任何一例自然痊愈的病例。

即便如此，这种“允许”也是极其有限的，人类一直致力于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试图阻断其传播，预防和抑制其感染。

另外半个，就是乙肝病毒。

乙肝病毒之所以被算是半个，是因为针对性预防疫苗高度有效，乙肝疫苗的全面接种，已经极大压缩了这种病毒的生存空间。

即使是像我国这样曾经的乙肝重灾区，乙肝疫苗被纳入国家疫苗计划（一类疫苗）后出生的人口患病率已经极大幅度降低。

其他还有很多具有一定致病性的病毒时不时地会造成感染，甚至疫情暴发。

比如，最常引发腹泻的诺如病毒，但人类对它们的态度都类似于打地鼠，冒头就打，绝对不允许共存。

总之，人类从主观上从来没有也绝对不会与具有高致病性的任何一种病毒共存。

新冠病毒从出现开始就表现出强悍的传染性，强大的致病性和很高的病死率，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极大关注和担忧，甚至恐慌。

这些担忧和恐慌就完全可以说明人类绝对没有与之共存的主观愿望。

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新冠疫情发展成大流行后都没有采取旨在消灭疫情的遏制策略，而是采取了避免医疗系统被挤垮的缓解策略——表面上看是有限度地允许病毒的共存。

这是因为，按照经典流行病学理论，新冠疫情属于不可控制的传染病，人类无力消灭它，允许共存不过是一种无奈，尽管可以造成成千上万人的住院和死亡。

在国内，我们学习的也是这种经典流行病学理论，张文宏教授从一开始的言论就表明他是这种经典理论坚定的拥趸，自始至终信奉新冠疫情不可控，人类需要与之共存的信念，并在很多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反复表达这层意思。

直到，南京禄口机场疫情暴发后他发表的《南京疫情促使全国经受压力测试，为未来疫情防控提供更多思考》再次更加明确地表达了这种观点，终于引发了轩然大波。

张文宏错了吗？

我还是那句话，没有。

如果说张文宏错了，等于说世界上多数相关领域的主流科学家都错了。

但是，张文宏没有错并不意味着针对新冠病毒，除了与之共存之外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供选择。

中国和新西兰就选择了在国家范围内消灭疫情流行的所谓“动态清零”策略。

大流行1年多来的实践证明，中新两国的选择也是可行的，而且综合代价远远低于多数国家与病毒共存的缓解策略。

即使是面对传染性更强的德尔塔毒株疫情，我国仍致力于在本土范围内消灭疫情流行的策略，相信依然可以成功，依然可以让我们生活在没有病毒的正常秩序下。

总之，人类从来没有在主观愿望上希望与具有高致病性的病毒共存；

自从拥有了对高致病性病毒说“不”的话语权和能力后，人类更是一直致力于消灭一切高致病性病毒疫情，甚至不断努力从地球上根除一切高致病性病毒。

抛开新冠病毒的高致病、高病死率，偷换成泛化的“病毒”概念来谈人类与病毒共存，实在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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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当时这篇似乎完全没有敏感点的文章居然没有审核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