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是否会感觉到这40年来整个社会氛围慢慢在改变，社会弥漫不安全感和公平感缺失，忧郁症盛行，对社交有障碍却又感到孤单与疏离，对手机上瘾，宁愿牺牲睡眠也关不掉抖音头条。

对公共事务冷漠，变得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这些事情看似毫不相干，但他们其实都跟一件事情有关，就是贫富差距。收入不平等到底对社会造成多大危害。英国的社会流行病学家Richardwilkinson和Katepickett讨论了贫富差距所带来的40项负面影响，我选了四项国人可能会比较有共鸣的，谈谈不平等带来的四大影响。哪些迷思合理化了现在不平等的阶级社会，又要如何创造一个更平等的社会？

现在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GDP年年都有成长，照理说人们生活应该过得更富足，但事实上，这些国家的人生活焦虑感却不减反增，这是因为现代人的物质水准已经足够吃饱穿暖。所以，对生活的期待已经从能否负担生活所需转变成了与他人比较高低。一个思想实验假设像有两个世界给您选，第一个世界里你一年赚5万其他人赚25000，第二个世界里你一年赚10万其他人赚25万，结果发现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第一个世界，虽然实质上赚比较少但是跟别人比起来比较多，这代表人们更在乎的是跟他人比起来的社会地位，还有别人眼中的自己。这种在乎他人评价的心理其实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焦虑程度。社会学家调查了欧洲31国的民众心理，发现在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无论收入高低，所有人都对社会地位感到更焦虑，也就是说，在不平等的社会中人们更担心他人的评价。

心理学家把这种让人感到焦虑或压力的评价称作社会评价威胁。当我们的社会习惯用学历跟财力评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时，要达到成功的社会地位就必须顾及社会的眼光，所以为了高学利和好工作，都要承受升学压力和职场竞争压力。但这些压力的背后其实反映的都是地位焦虑，担心自己成为底层阶级的人，无法达到社会定义的成功标准，但如果是在北欧贫富差距较小的国家，人们不必担心自己的收入地位会低到哪去，也就不必承受社会评价威胁带来的压力与焦虑。有科学家研究来自32国的测试者血压，发现只有亚马逊雨林的原著民血压不会随着年龄上升，因为在原始部落里，无需对阶级地位感到焦虑不安，没有比来比去的社会评价威胁，所以是贫富差距为整体社会带来了更多的焦虑与压力。根据全国调查，有17.5%的儿童有精神疾病，有5400万人符合医师诊断的忧郁症状，世界卫生组织更估计目前全球有超过3.5亿人罹患忧郁症，为什么精神疾病越来越盛行？全球12个富裕国家精神疾病率较高的社会贫富差距也较大，像是美国和英国的比例是日本和德国的三倍。这几年许多出来谈论自己忧郁症经验的公众人物,有很大比例都是美国人或者英国人，金凯瑞、克林法瑞尔、Ladygaga、JK罗琳。许多人可能只是心理痛苦，却被病理化诊断成疾病。即使我们把精神疾病的标签撕下，同样必须追问，为什么在贫富差距较大的社会，会有更多人感到心里痛苦。

研究发现精神疾病会受社会梯度影响，也就是每往下一个阶级，罹患精神疾病的比例就越高，在英国底层男性得忧郁症的比例是顶层男性的35倍，所以要解释的问题就变成为什么忧郁症更常发生在不平等社会的底层阶级身上？演化心理学的解释是，我们可以想象在人类的演化史中，比较弱小的原始人跟强势阶级发生争执时，会通过臣服承认自己低人一等的方式来避免伤害或是缓解纷争，或者当婴儿失去母亲照顾时，生物本能会使他啼哭，发出求救讯号，但如果短时间内没办法召唤母亲，婴儿的哭声可能会招来危险，于是就不哭了。从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自保的行为模式，一开始时试图控制自己的行动，接着发现自己的行动无效，然后感到挫败无力，最后变成臣服不动作，这种行为模式可能是不平等社会的底层阶级较容易罹患忧郁症的原因之一，因为底层阶级的人在生活中遇到非自愿无法掌控的无力情境时，演化的自保机制就会启动，使他们变得不行动，认为自己没有用。这些都是典型的忧郁症症状，或许这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忧郁症患者会强调这不是他们能控制的，是社会的不平等导致许多人失去了生活的自主权，最后造成精神疾病的触发。

心理学家曾经研究过1960年到2002年的美国年轻人，调查有多少人认为生命中发生的事可以自己控制，又有多少人认为生命受到命运运气这种外力控制。结果发现随着半个世纪贫富差距扩大，越来越多美国年轻人觉得失去人生自主权，而且社会阶级越低的人越觉得自己无法掌控生活，这反映了国家的贫富差距越大，国民越容易感觉生命中发生的事都不是操之在己的。

如果说贫富差距扩大会导致地位焦虑感越重，精神疾病越盛行，那么整体人口的健康状况也会受影响，美国人的平均寿命连年下滑到77岁，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则是82岁，但奇怪的是，日本只有五成的人认为自己健康，但在美国却有八成。心理学家认为这是因为在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人民会更强烈的自我感觉良好，但是这种自我感觉良好跟自尊心不一样，它更像是一种防御型的自尊，因为社会上的竞争激烈，人们更渴望胜过别人，得到他人的认同，所以在遭遇社会评价威胁时，为了不让别人瞧不起，避免自己受伤，就会启动自我防卫机制，结果反而造成一种自恋的趋势，整个社会的人都必须努力膨胀自己，维护自我形象才能在社会中生存下去。这种防御型的自尊在受歧视族群身上也可以发现，像是非裔美国男性就比白人男性更在乎受人敬重，或是同志团体会更强调要为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到自豪，这其实都反映出他们面临更多社会评价威胁而必须努力维持自尊。同样的，越来越泛滥的自恋倾向，反映的是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社会里，人们集体缺乏安全感，必须制造许多表象来说服别人自己过得很好。有人可能会问，就算自恋又怎样爱自己不好吗？如果整个社会氛围都把关注自己当成正面特质，容易让不在乎他人利用他人变成值得追求的特质。结果导致在当今的领导阶层中，出现越来越多自我中心控制欲强的高阶主管，喜欢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享受裁员的快感。犯罪心理学家Roberhare就曾用精神变态量表测量，发现大企业资深经理的总分，竟然跟北美监狱里精神病态的犯人一样高。法学家Joel bakan甚至指出，如把企业当法人来进行人格分析，可以发现1970年代以后的企业文化变得越来越自我中心，不在乎员工感受，不顾社会责任，甚至蓄意欺瞒也毫无愧疚感，完全符合精神病态的诊断标准。但这些事情却是我们的自恋文化助长出来的，这就是贫富差距扩大带来的自恋文化会造成的危害。

前面讲了三项贫富差距带来的后果，长期下来很容易就会让人感到做人好难，活着好累，干脆不要再追求被人认可，不要再经营人际关系。但是心理学家BruceAlexander发现与社群疏离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他做了一项著名的老鼠乐园实验，发现在乐园里团体生活的鼠群比起单独孤立的老鼠更不容易对鸦片上瘾，而且如果把单独孤立的老鼠放到乐园里，对鸦片上瘾的情况就消失了。这是因为要求社会连接与归属感的动物，如果原本满足心理需求的社会关系丧失了，就要用其他东西去补足原本的心理空缺。这时候人就会更容易出现成瘾现象，透过物质取代人际关系，所以在贫富差距较大，社会凝聚力较弱的地区可以发现有更多人会药物过量，暴饮暴食，病态赌博，疯狂购物。不过并不是所有购物行为都是为了避开人际关系，作者发现正好相反的一面，现在人的购物习惯已经变成一种经营自我形象的方式，有人专门网购名牌店的二手购物袋，只为了让别人以为自己曾经消费过名牌，买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我想把我自己形做成什么样的人。广告商正是抓准了人们的这种地位焦虑，所以在贫富差距更大，人民更焦虑的国家，企业投资在广告经费上的预算也较高。相反的所有跨国企业都知道，奢侈品广告在丹麦完全没有市场。因为在重视平等的丹麦社会里，人们并不需要炫富来彰显自己很有价值。以上就是贫富差距会对社会造成的四大负面影响，地位焦虑，精神疾病，自恋文化，行为成瘾。

我并不是说这些社会问题都只是源自贫富差距，但有可能有其他因素，就是想要表明的只是只有把不平等这个因素列入考量，我们才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些问题在不平等的社会中更严重。每当生活中遇到不平等的时候，常常会出现一种说法是，社会本来就不公平，人性就是自私自利，仿佛我们要存活下去就必须自私自利的往上爬，成为这个不平能体制的优胜者。就连17世纪的政治哲学家霍布斯都认为人性就是自私自利，所以才需要组织政府出来维持秩序，但这种说法到底成不成立。人类学家试图从过去人类社会的演进找答案，从猿人时期的阶层制社会，智人时期的狩猎采集社会，再到晚近才出现的农业社会。因为现在地球上的猿人都已经绝迹了，所以我们其实不知道上百万年前他们到底过着什么生活，但是人类学家可以透过两性的化石体积推测，我们的原人祖先应该是活在有阶层制度的社会。因为雄性化石相对体积比雌性还要大，这代表越大只具有生殖优势的雄性繁衍后代机会更多，而低阶雄性的交配机会较少，所以最早的猿人祖先就跟许多灵长类一样有社会阶级之分，但是人类学家发现了在25万年前，这种阶级制的社会组织竟然开始转变成平等的狩猎采集社会。猎人和采集者把食物带回部落全体成员共享资源，没有地位高低之分。

至今地球上仍有许多群体过着狩猎采集的平等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人类在25万年前突然出现平等的概念？一种说法认为要发展出猎捕大型野兽的合作技术，就必须让每个人身上都配备武器，而当每个人都拥用武器时，体能最好的强者也赢不过一群配备武器的弱者，所以以前那种比拳头大的阶层制度就不管用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就算有人想独占集体劳动的成果，一个人也不可能吃完全部的肉，而且当时也没有冰箱保存，那还不如跟别人一起大口吃肉。以后别人出去打猎也会把肉分享给你，不过即便是在这样的平等社会里，还是会有人展现出想成为支配着，霸占更多资源的欲望。所以每当这种可能让社会走向不平等的人出现时，其他人会因为感到自主权受威胁而联合起来施展反支配策略，把支配者排除到社群之外，甚至是直接除死。人类学家Christopher Boehm就认为这种防止有支配欲的人破坏社群的集体意识就是道德的起源，正是道德观的出现改变了人际关系的本质，人类开始知道必须在个人利益与团体利益之间求取平衡，人类因此变得不同于其他有阶级制度的灵掌类。从25万年前开始，人性演化成同时具有自利，也具有利他本性的道德动物。一直到1万年前农业技术发明后，不平等的分配情况才再次出现。这可能是因为农业文明的人定居后，开始出现仓库可以储存食物或者是谷类作物的栽种带来的征税制度，导致反支配策略已经不再能抵挡资源分配的问题。但从整个人类历史的走向来看，人类过去25万年内，有24万年的时间都是在平等的社会里发挥着互助，共享合作的社交本性，所以社会并非本来就不平等，不平等社会的存在其实人类历史上很短期的特殊现象。

除了社会本来就不公平以外，还有一种很常见的说法叫这个社会很公平。这里的公平是指不论你的出身如何，社会都提供每个人一样的机会，公平竞争某个职位。所以社会之所以产生贫富差距，是因为每个人的能力本来就不同，如果社会地位低只能领22k那就是你没能力不努力，因为是先天才智加上后天努力决定了你今天的社会地位，这种观点被社会学家称为功绩主义，但是我们可以进一步问，先天才智跟后天努力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心理学家研究来自不同家庭五个月到四岁大的儿童，扫描他们的大脑后发现在婴儿刚出生五个月时。大脑的灰指体积都差不多，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家境贫困的儿童大脑的灰指体积成长幅度会比较少，而灰指正好是负责任制发展跟信息处理的区块，这也就是说有钱人家小孩跟穷人家的小孩出生时大脑结构差不多，但是进到幼稚园时，穷人家的小孩做这一测验却会比别人低。因为在比较穷困的家庭里，父母没办法给予好的环境，没时间陪小孩，这些都会影响孩子的认知发展，所以不是能力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而是一个人出生的社会地位影响了他的能力，在进一步影响他未来的社会地位。

后天努力还是有可能克服家庭的限制。例如伦敦的计程车车司机要取得执照，必须不看地图，把伦敦的上万条街道全部记下来。在长期训练下，曾经科学家发现他们的大脑里用来导航三维空间的区快海马回体积竟然变大了，自代表人的认知能力，其实可以透过后天努力改变长期的工作环境跟实作经验都会重塑你的大脑，所以出身社会地位较差的小孩也有可能透过后天努力克服家庭结构的限制。但也有很多人无法克服而成为社会的底层，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尽力消除重复生产出贫穷家庭的不平等体制，才可能让每个人都将自己的才华与能力发挥到最完善，而不是用社会很公平，是你自己能力不足这种迷思来合理化不平等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GDP每年都有增长，但是平均每人gdp跟实际拿到的工资却越差越大，我们都知道这是财富分配不均的结果，我反思一件事情，在一个明知不平等的社会里，为什么还要追求经济成长？以前追求经济成长是为了让生活更好，在过去200年内，当一个国家人均所得增长时，寿命也会增长。经济成长能够让人活得更长寿，但是最新数据显示并非如此，最富裕的几个国家中人民的平均寿命几乎都在相同水准上。这不是因为人类寿命已经长到极限，而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繁荣程度时就不会再跟寿命增长有关。

除了寿命以外，人民主观幸福感也跟经济成长无关。美国的GDP过去半个世纪一直都在增长，但是美国人的生活满意度自从1971年代以来持续下滑，更糟的是，作者还发现在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企业领导人会越不重视国际环保协定，所以越爱拼经济的国家对生态环境会造成更多危害，既然经济成长在分配不均的社会里只是造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又让劳工累的半死，不能提升生活满意度，还造成地球生态危机，那我们为何要卖命追求经济成长。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溯贫富差距扩大的根源，在1980年代，美国里根总统跟英国撒切尔夫人任期内开始推行一种叫做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简单的说就是为了拼经济，透过政府介入来扫除一切干扰自由市场的力量，像是削弱工会将公用事业民营化，缩减富人税，这些方法看似是让市场更自由，达到效益最大化。但是在劳方跟资方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果实最后也不会进到劳工的口袋。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过去100年内，美国富人的所得刚好完全对应着工会力量兴起与式微，工会力量越强，富人所得比例就越低。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要扭转现行体制有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通过政治手段进行所得重分配，这其实跟经济学家皮卡迪在21世纪资本论里提出的解方一样，不过实行上却是困难重重。据估计，目前在避税天堂里藏有二三十兆美金，欧洲国家前百大企业中近九成都在避税天堂开子公司，但目前国际上却没有可以强制执行的国际法来管制，川普上任后签署的减税方案，更是让Amazon这类这些大企业通通免缴税。

年收入破百亿的Amazon不用缴一毛钱，钱都被资方拿走了，老百姓却必须需缴税才能使用国家基础建设公共服务。所以很明显，世界需要一场大型的税制改革，才可能进行所得重分配，扭转贫富不均。第二个方案是经济民主，也就是用民主力量调整经济市场，缩减企业高层与底层劳工的收入差距。比如让企业工会加入董事会，让员工参与公司法规的设立。例如德国早在1951年就设有共同决定权，规定上市公司必须有1/3的董事会成员是员工代表。或是成立员工所有制的企业机构，例如西班牙的员工合作社孟德拉贡，里面所有人既是生产者，也是企业的共同拥有者。公司里面没有阶级制度，而是透过民主会议的方式决定公司的生产方式。所以2008年经济危机时孟德拉共合作社就无人失业，研究也发现如果内部员工持有股份参与管理公司，无论是生产力创意员工满意度都会提升，因为员工会更愿意在民主的环境上班，这样一来公司收益有所提升，又可以缩减所得差距。

其实我们也可以想想为什么我们在政治领域要求守护民主制度。但是在工作职场上却允许专制独裁的企业制度。我们不知道贫富差距再继续扩大，未来的中国跟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我们知道追求经济成长已经无法让人民感到满意。不平等的体质已经无法让人民继续容忍，这个世界需要一场彻头彻尾的大改造，所得重分配跟经济民主。这两个方法都不是天方夜台我是可以真正实践的改革方案，如果你也在思考如何改变现状，一起思考如何打造一个更平等的社会，留言写下你们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