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印咸

称得上“摄影大师”的屈指可数，“红色摄影家”吴印咸无疑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的一生，是摄影的一生。摄影是他一生的事业和追求。他的摄影人生给后人留下无比珍贵的历史记录，也给当下的“全民摄影时代”以许多启发。

吴印咸（1900—1994），原名吴荫诚，字至甫，江苏沭阳人。著名摄影艺术家，中国革命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纪录者，中国摄影艺术和电影艺术的拓荒者和奠基人。其摄影作品有《艰苦创业》《周恩来》《白求恩大夫》《登机告别》《兄妹开荒》《进军南泥湾》等；他拍摄的故事片有《风云儿女》《马路天使》《红旗谱》等；他拍摄的纪录片有《延安与八路军》《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白求恩大夫》等。

兴趣与投入是成功的前提。吴印咸学的是美术专业，但他觉得摄影比绘画更真实、更自然、更具魅力，也更能够反映现实生活，因此，他把绝大部分业余时间用于钻研摄影。他买来过期的胶卷、相纸，在集体宿舍床铺下建一个小小的“暗房”用来研习摄影。床铺低矮，他只得趴在下面操作。他戏称这是“蛙式”作业。

吴印咸，1900年9月21日出生于江苏省沭阳县的一个书香人家。

其父吴绍矩（字铁秋）是清末秀才，毕生以教书为业，育有五子，吴印咸是他的第二个儿子。由于家庭无力供给五人同时升学，吴印咸小学毕业后考入半工半读的江苏省第四工厂，结业后留厂从事织毯提花设计，同时在厂内教美术。

1919年，在亲戚朋友资助下，吴印咸考入刘海粟主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美术系，开始正规的绘画学习。他由此开始接触摄影，并对摄影产生浓厚兴趣。

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吴印咸的一生。1920年在校学习期间，他路过一个旧货场，看到一台美国产的勃朗尼方匣式旧相机，经再三考虑，他决定用省下的三块银元将其买下。正是这一决定，开始了他日后在摄影艺术领域七十五年的艰苦跋涉，成就了他一生的辉煌。

吴印咸觉得，摄影比绘画更真实、更自然、更具魅力，也更能够反映现实生活，因此，他在学习绘画的同时，把绝大部分业余时间用于钻研摄影。他买来过期的胶卷、相纸，在集体宿舍床铺下建一个小小的“暗房”用来研习摄影。床铺低矮，他只得趴在下面操作。他后来戏称这是“蛙式”作业。

1922年，吴印咸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沭阳，一面在县立高小、县立中学、县师范学校教美术，一面利用课余时间继续摄影创作，拍摄许多反映苏北农村小镇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的照片。

1923年，吴印咸在沭阳承辉门（东城门）拍摄了《晓市》等作品，同年10月去连云港的云台山拍摄35幅风光古迹文物照片，由其父撰文、其三弟篆写“苍梧片影”书名，父子合作完成了《苍梧片影》这本图文并茂的著作，由上海中华书局1925年7月出版发行。

晓市

《晓市》是吴印咸早期摄影的一部代表作，反映了他的家乡沭阳县承辉门下的人们为生计而忙碌的生活。在逆光照射下，人们劳作的剪影衬托在闪现着晨露的石板路上，活灵活现地记录了当时当地的现实景象。这幅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图片摄影，是吴印咸最喜爱的作品之一，直到晚年还一直悬挂在他的书房。

1927年，沭阳发生土豪劣绅勾结军阀武装镇压民主力量的“一·六事件”，吴印咸被迫离开家乡前往上海谋生。

吴印咸的摄影事业由此发生重大转折。1928年，吴印咸至上海艺海布景公司任布景师，1930年在上海红灯照相馆任摄影师，对人像摄影进行专门研究。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犯上海，照相馆被毁，经“左联”发起人之一、他在美专时的同学许幸之介绍，吴印咸进入上海天一影片公司充当布景师，从此开始接触电影。

只有投身时代潮流、站到时代潮头，才能成为一个伟大时代的记录者。从1935年拍摄抗日影片《风云儿女》，到1938年奔赴延安，吴印咸始终勇立潮头，用相机记录下一个时代的影像。

1935年，吴印咸和许幸之联合举办绘画摄影展。夏衍看后找到许幸之，建议他们二人转到电通影片公司去拍摄田汉编写的《风云儿女》。吴印咸尽管当时没有参加“左联”，但他感到拍摄抗日题材的片子是爱国者义不容辞的职责，便欣然接受。

《风云儿女》由许幸之担任导演，吴印咸担任摄影。这是吴印咸第一次独立拍摄电影。影片以九一八事变为背景，通过东北流亡诗人辛白华的曲折经历，表现了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到觉醒奋斗、走向革命的过程，曲折地反映了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强烈愿望。1935年5月，《风云儿女》公映，轰动上海。这部影片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当时广泛传唱、深受广大人民欢迎的爱国歌曲，1949年9月27日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拍摄《风云儿女》，促使吴印咸的思想产生重要转化，他从一个只专心于摄影技术技巧的影艺界从业职员，逐渐成为一个追求进步、对民族对社会负有责任感的爱国青年。

1936年，吴印咸又在明星二厂拍摄了由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革命历史片《生死同心》和袁牧之编导的《马路天使》，再一次轰动上海影坛。

《马路天使》反映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情感以及为了争取自由开展的抗争，赞美了普通劳动人民美好善良的心灵。这时，吴印咸对摄影技术技巧的掌握比较熟练。在《马路天使》的拍摄中，吴印咸开始对光线、构图、镜头运动等进行大胆尝试。影片的女主角周璇曾说，她一生没有什么特别满意的电影，除了《马路天使》。这部反映社会现实的电影成为三十年代左翼电影的巅峰之作。五十年后，当《马路天使》在意大利放映时，著名影评家达西拉奇惊异地发现，早在意大利之前，《马路天使》就已经实践“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了。

吴印咸在钻研电影摄影的同时，并未放松图片摄影创作，参加了上海《黑白影社》，在社刊和其他刊物上发表了许多作品，还在瑞士摄影沙龙获得过荣誉奖牌。他早期的作品还有《饥寒交迫》（1924）、《过别墅有感》（1925）、《涡水茫茫》（1926）、《纤夫》（1928）、《负重》（1932）、《难兄难弟》（1933）、《呐喊》（1935）、《乞斋果腹》（1937）、《暴风雨来了》（1937）等。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八·一三”日军又进攻上海。刚从山西回到上海的吴印咸，与许幸之再次合作拍摄《中国万岁》大型纪录片。他们把摄影机架在高楼顶上，拍下了苏州河北岸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浴血奋战的镜头，拍下了军民同心同德奋起抵抗的壮烈情景。国民党当局的检察官以“宣传共产”罪名，将《中国万岁》销毁了，没能留下一个镜头，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不久，他应袁牧之的邀请，从香港赶到武汉，见到了周恩来，与袁牧之一起提出想去华北拍摄八路军抗击日本法西斯纪录片的设想。周恩来对此非常重视。

到中国拍摄英勇抗战的大型纪实片《四万万人民》的荷兰著名导演尤里斯·伊文思，此时得知八路军办事处准备派人到延安拍摄抗战纪录片，便毅然决定将他随身带的一台“埃姆”35毫米电影摄影机和两千余英尺电影负片送给八路军。经过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周恩来的周密研究安排，决定派吴印咸去接受这批器材。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吴印咸乘着周恩来的汽车到汉口郊外的一个秘密约定地点，伊文思亲手将摄影机和胶片交给吴印咸。吴印咸与袁牧之二人携带伊文思赠送的和从香港新买的电影机、胶片等器材，于1938年9月到达延安。

吴印咸从1938年奔赴延安到1946年离开延安，经历了人生最重要的八年。他在这里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追求进步的左翼文艺青年，成长为一名为党的摄影事业奋斗终身的文艺战士。他的摄影事业在这里走向辉煌，一批经典之作产生在这一时期。

1938年秋，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团”成立，由总政治部主任谭政任团长，袁牧之任编导，吴印咸任摄影队长。谭政团长离开电影团后指定吴印咸为电影团负责人。从1938年至1946年，吴印咸所在的电影团克服重重困难，记录下中国革命力量生存、发展、壮大的过程。从延安军民的战斗生活，到华北人民奋勇抗击日寇的顽强斗争；从领袖人物的英姿丰采，到部队战士开荒生产的劳动场面，摄影团创造了摄影史上的奇迹，尤其是毛泽东等共产党领袖人物的照片，更是弥足珍贵的影像资料，而吴印咸便是这个奇迹的主要创造者。

伟大的作品来伟大的实践。延安时期，吴印咸紧密跟随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及时记录影响时代进程的重要瞬间。跟随白求恩到前线阵地，记录下手术瞬间，《白求恩大夫》成为中国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拍下了数十名将领英姿，尤其是拍摄了大量毛主席的照片，把毛主席的丰采、气魄、情趣活脱脱地表现了出来。

白求恩大夫

吴印咸等拍摄的第一部延安影片是《延安与八路军》，1938年10月1日在陕西中部的黄帝陵开机，从此掀开了中国电影史上崭新的一页。

在此期间，吴印咸终身难忘的是与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共同生活战斗的日子。为了拍摄白求恩的活动，吴印咸跟随他从晋西转战晋中，前后将近两个月。吴印咸怀着敬意为白求恩拍摄，和他聊天，一起探讨战地摄影的技术技巧，他们成了朋友。

1939年10月20日，白求恩准备回国筹集药品器材和资金，欢送会已开过。就在这时，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冬季大扫荡”，白求恩立即参加战斗，来到摩天岭前线，在离火线只有五、六里的孙家庄村外的一个小土庙里安置下手术台。战斗异常激烈，而白求恩大夫一丝不苟地做手术。吴印咸用摄影机和照相机记录下了感人肺腑的场景。吴印咸拍摄的《白求恩大夫》的照片，成为中国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吴印咸在完成了《延安与八路军》和《白求恩大夫》两部影片的拍摄后，又开始《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后改名为《南泥湾》）的拍摄。在拍摄接近完成时，毛泽东主席提笔写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八个大字。吴印咸将毛主席与题词同时摄入影片。毛主席拿着题词递给吴印咸说：“这张题词就送给你吧！”这幅历史文物，吴印咸一直珍藏在身边，1957年赠送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制作完这部纪录片后，剩下来的胶片变得格外珍贵。电影团基本停止电影的拍摄，改用照相机纪录陕甘宁边区的重要活动。吴印咸拍下了中国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延安古城的风貌：宝塔、延河、驼队穿过古城门；拍下了八路军火热的生活、训练、生产、学习、文体活动；拍摄了延安发生的政治活动、外事活动；拍下了数十名我军将领的丰采和英姿：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毅、贺龙、彭德怀、邓小平……；尤其是他拍摄的大量毛主席的照片，把毛主席的丰采、气魄、情趣活脱脱地表现了出来。

吴印咸为毛主席给120师干部作报告所拍的照片已成珍贵文献。1942年的一天，毛主席在窑洞前的土坡上给120师干部作艰苦创业的报告。主席和往常一样穿着边区自纺自织的双膝打补丁的粗布灰制服，脚上穿着土布鞋。吴印咸从不同角度照了几张半身像，都觉得不理想，最终选择了拍全景这个最佳角度。

艰苦创业

照片拍好后，吴印咸起名《创业》，后来改为《艰苦创业》。新中国成立后，新华社准备给毛主席印画册，让毛主席在众多的照片中挑选，毛主席又看到了这张照片，说“这张照片拍得最好”“最能够表现时代”。

《艰苦创业》与《白求恩大夫》两幅照片一直挂在吴印咸房间。他幽默地说，人家的座右铭是格言，我的座右铭是照片。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会场人多，屋小光暗，烟雾弥漫，场内实难拍摄。他向毛主席建议到室外合影，主席欣然赞同，带领与会人员到室外，这才留下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照片。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吴印咸担任为大会拍电影及照片的双重任务。吴印咸一手拿电影机，一手拿照相机，将大会的全过程拍了下来，成为党代表大会的第一部完整的文献资料。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延安机场上，成千上万的人等候着向毛主席告别。毛主席身穿半新的蓝布制服，头戴灰色盔帽，一步一步踏上飞机的梯子。机场上一片寂静，人们目送着毛主席。吴印咸将照相机对准了毛主席。这时，毛主席转过身来，手举盔式帽在空中挥动，向人们告别、致意。吴印咸按下了快门，拍下了这“登机告别”的场景，记录下这难忘的瞬间。

1946年，吴印咸离开延安，率电影团奔赴东北，参加创建东北电影制片厂。1946年10月，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在黑龙江的兴山（鹤岗市）建立，后迁回长春改为长春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是袁牧之，吴印咸为副厂长兼技术部长。

在东北电影制片厂时期，吴印咸组织领导拍摄了《桥》《中华儿女》《赵一曼》《白毛女》《钢铁战士》等新中国第一批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故事片。此期，吴印咸还组织制作了大量的幻灯片和照片。据统计，当时派出的摄影队有32支，分赴前线，冒着枪林弹雨，随军拍摄了30多万尺的解放战争过程和解放区民主改革、发展生产的新闻素材。

1955年，吴印咸被调到北京，筹建我国第一所电影高等学府——北京电影学院，任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吴印咸亲自讲授摄影构图课，并结合教学，于1960年和1964年先后拍摄了《红旗谱》和《白求恩大夫》两部故事片。《红旗谱》被评为第一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摄影奖。

新中国成立后，吴印咸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歌颂新时代的摄影创作之中。他说：“社会主义的摄影艺术，应该以典型的艺术形象，去表现我们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吴印咸把镜头对准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拍摄了《麦浪泛舟》、《闻鸡起舞》《夜战北大荒》《钢花飞溅》《草原牧场》等作品；他把镜头对准了奋战在各条建设第一线的主人翁，拍摄了《铁人王进喜》《老英雄孟泰》《作家巴金》等作品；他把镜头对准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拍摄了《瓯江帆影》、《云雾山中》等作品。

作为中国摄影教育的开拓者，吴印咸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电影摄影和图片摄影的专业人才，撰写了上百万字的摄影理论著作。1939年撰写的《摄影常识》，是根据地第一本摄影教材，是八路军培养摄影工作者必读手册。延安时期、东影厂时期，他主办和参加授课的摄影训练班，为中国共产党摄影队伍的发展培养了专业人才。不少学员以后都成为著名的摄影师或国家摄影专业的领导干部。他先后著有《摄影艺术表现方法》《怎样正确估计曝光》《怎样拍摄人像》《摄影用光》《人像摄影》《风光摄影》《摄影滤色镜使用法》《彩色摄影》等十几本著作。

1994年9月7日，吴印咸在北京逝世。作为本世纪的同龄人，吴印咸的人生道路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变迁。

吴印咸的一生是摄影的一生，是以摄影为武器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奋斗的一生。他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上大时代、大事件的纪录者，也是中国摄影艺术和电影艺术的拓荒者和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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