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老是正常的吗(老恋是什么意思)

中国人一向很喜欢格言体短句，在中国文化中，说话一直比较简洁，《易经》云：“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

翻开一部中国哲学史，几乎所有哲学家的著作都是用散文诗一样的短句写成的，类似弗洛伊德、海德格尔那样绕来绕去、长篇论证的书籍几乎没有。

所以，弗洛伊德在中国也经常被简单化、格言化，比如《性学三论》这本书，就可以把它格言化为以下几句：

人生的动力就是性欲；一切神经症都是性变态；所有儿童都是性变态；5岁之前，你一辈子的性生活就被决定了。

看起来骇人听闻，但是这几句话其实也离题不远，全部贯穿于《性学三论》的脉络中。

在此需要特别提请读者们注意此书的第三部分——“青春期变化”。

我认为，这一部分的理论到今天仍然有意义。不少父母、老师和青少年治疗师，居然不敢正视青少年是性心理发展高峰时期这一特点，错过了预防和早期干预的大好时机。

弗洛伊德特别提出教育心理学的建议——健康的性生活应该从娃娃抓起，应该从8岁起到青春期，家庭和学校教育中就树立生殖器性欲的主导地位。

但是对性生活的关注，从吃奶时就要注意了，弗洛伊德认为，乳房是儿童性欲最早关注的对象，是所有情爱关系的原型。

而且孩子们会激活母亲们的性欲，母亲们在各种各样的抚摸、亲吻、摇晃的活动中，也会激活孩子们的性欲，弗洛伊德告诉母亲们，不必为此感到自责，因为母亲们育儿的天职，就是教会孩子们如何去爱，孩子们理应成为性欲旺盛的强壮能人，并且在生活中实现自己的本能需求。

同时弗洛伊德警告父母们，对子女的娇生惯养，会造成孩子们以后忍受不了孤独，没有爱就活不下去，或者只有强烈的爱才能让他们感到心满意足。

弗洛伊德说有病的父母才会娇惯子女，“格言体”再次出现——父母通过这种溺爱，把自己的神经症直接传染给了孩子，远胜过遗传的力量。

也许弗洛伊德也发现了自己的观点有些偏激，所以在总结时，他又回到了医学文本中常见的论述方式，四平八稳地总结了多种致病因素，包括体质遗传、早期经历、创伤等，比较类似于今天医学的“生物—社会—心理”三合一模式。

既然弗洛伊德名满天下，三十二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性学三论》又是其奠基之作，按照医学理论的正常发展途径，其后应该是朝着临床和科研两个方向发展。

在临床上，精神分析师应该打出招牌——专治各种性心理障碍——露阴癖、窥阴癖、易装癖、易性癖、性施虐、性受虐、恋物癖、恋兽癖、恋尸癖、恋童癖、恋老癖、性摩擦癖（frotteurism）、性欲减退、性交疼痛、性欲旺盛、心因性阳痿早泄等。

在科研上，应该是一方面做病理病因学研究，研究心理病变中究竟有多少性心理的因素，弗洛伊德到底说对了还是说错了；另一方面做疗效研究，看看上述那一长串性心理障碍在做精神分析治疗后效果究竟如何。

但实际情况是，在临床上，精神分析的培训班中，基本上就没有上述性心理障碍的专题培训，不少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师甚至连性生活问诊都羞于启齿。这让人不由得怀疑，弗洛伊德的后续者们，是不是弗洛伊德的敌人派来的间谍？

少数作者，康伯格（Kernberg）等，虽然也论述过各种性心理障碍的治疗，但是要说发展到专门的治疗手册，做随机对照试验研究——那我们还不如寄希望于游走于江湖的医师们。

对于性心理发展的研究，当然也有一些，但是基本上也不是精神分析师们进行的，在精神分析对婴儿观察的文献中，我们惊奇地发现，通篇都是客体、自体、依恋关系，很少有对婴儿性欲的直接描述，除了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等的少数研究和总结。

法国精神分析师格林（Green）不由得拍案而起，写了篇论文，题目是《精神分析和性欲还有啥关系吗》，拷问大家那堕落的灵魂，是否存在欺师叛祖的嫌疑？要知道，就连一向反对性欲理论的荣格派，也出了一本关于“性变态”的书啊。

《性学三论》的后续研究，同样是“门庭冷落车马稀”。我搜索了众多数据库，总共才找到九篇论文和一本书，而且将近一半以上的作品都出自一个叫奥特（Haute）的哲学家。

总体上看来，这些论文集中于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的革命意义，以及对西方社会的影响；另一个方向是性欲和客体的关系。

首先，说说性欲理论的革命意义——

欧洲当时正在酝酿一场性革命，不仅仅弗洛伊德一个人在研究性变态，把性变态当作人类本性，这是欧洲人性爱观的一次重大转变。当时不少人认为性变态是性激素不足或者过剩引发的，而弗洛伊德只是部分赞同这种生物学理论，他提出了众多性变态行为的发展和后天心理发展的密切联系，尤其是同性恋，并不被认为是完全天生的。（Davidson，1987；Flax，2004）

弗洛伊德的性爱观，解构了“正常性行为”和“异常性行为”的二元对立，遥相呼应日后福柯的医学话语哲学。人性，在精神分析里，被解构为“有病的动物”，弗洛伊德用的是性变态模型，克莱因使用的是“躁狂—抑郁症”模型，拉康用的是偏执狂模型，这样他们的理论可以形成一种新的临床人类学理论。（Haute，2006，2009，2013，2016a，2016b，2017）

其次，说说性欲和客体的关系——

显然，精神分析的主流历史，是客体关系替代了性欲理论。但是，始作俑者，也还是弗洛伊德本人，前文已经介绍过他那东飘西走的文风，《性学三论》是个典型，它开篇是医学论文的问题，写着写着变成鲁迅体杂文，最后居然成了哲学反思和教育学呼吁了。

而性欲，在其文章的各个版本中，一会儿好像是纯粹的生物学本能，一会儿又好像是指向客体的一种心理能量。一头雾水的学者们不得不启用一种防御机制，叫作“看不懂怪翻译”，翻出了德文原文，说是英文翻译者翻译错了，这个机制用过度了，逼得英文标准版的翻译用了另外一种防御对抗，叫作“这是老爷子恩准的”，在英文标准版的广告词上醒目地标注——这是唯一一套弗洛伊德本人亲自审查过的版本，所以叫作“标准版”，事实是显然的，标准版的编辑团队中有几个人就是德国人，包括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美国人说德国人德语不好，是不是二战留下的创伤还没有结疤？（Person，2005；Haute，2017）

“客体”这个词，最早就出现在《性学三论》中，当代的一些研究也发现，婴儿的皮肤性欲也是一开始就和客体相联系的。康伯格提出，力比多是一种心理意义上的驱力，而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本能，科胡特（Kohut）也提到过，性爱成瘾可能是用来防御自体崩解的。（Person，2005）弗洛伊德的观点，有一部分是建立在达尔文生物学基础上的，认为性变态是用来防御一种生物本能的发展，也就是俄狄浦斯情结的正常发展，而从客体关系角度来看，则倾向于认为它是防御客体关系的。性别身份认同，也更多地被看作社会建构，就像克莱因提出的抑郁心态和偏执—分裂心态，人们可以终生多次造访这些心态，多种性身份认同共存。（Parsons，2000）

这场纷争的起源，在熟读易经辩证法和熟背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国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他们居然在争论性欲究竟是一种本能还是客体关系——我们中国人简直不用考虑，性欲和客体难道可以二元对立、水火不融吗？

《信心铭》中说：“欲知两段，元是一空。一空同两，齐含万象。……一切二边，良有斟酌。”

毛泽东同志，1937年在《论矛盾》中说：“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著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著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

1937年，弗洛伊德时年80岁，正在写《可终结和不可终结的分析》，他的敌人和朋友阿德勒死在他前头；他的朋友、曾经的美女莎乐美死了，让他很伤心。

他还没有准备好，一年后他将会如一只白头仙鹤般飞离故乡——因纳粹极权的寒冬——他将降落在伦敦那散发稻香的池塘，鳣鲔鳇鲤，众多饶有，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年。

老年之死，被雅称为“驾鹤西游”，素笔玄墨，勾勒苍白挽联，情人的皓齿明眸，父亲那鹤发松姿，袅袅飘散于天青色烟雨中。

性欲和客体的非二元见地，一直到七十九年后的2016年，才由以色列精神分析师布拉斯（Blass）明确提出来，她提出客体和性欲的冲突是人性的本质，不能把本能性欲简化还原为客体。（Blass，2016）

非二元见地，则一直是荣格的思维模式，福斯也注意到了荣格对弗洛伊德的影响，他考察了弗洛伊德在1914年《性学三论》第三版的前言，发现它和同年发表的另外两篇文章《论自恋》和《精神分析运动历史》，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一方面弗洛伊德向荣格看齐，提出了非性化的本能观点；另一方面，性本能又被弗洛伊德神圣化和全面化，类似于荣格所说的自性化本能。（注：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理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存在此消彼长、相互竞争又相互吸收的关系。）

弗洛伊德（左）与荣格（右）

在我看来，性欲理论被客体理论代替，还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精神分析的个案群体发生了变化。弗洛伊德本来面对的个案群体是维也纳的中产阶级，主要是在弗洛伊德为代表的个人诊所中进行治疗的人群。二战后期精神分析的重心转移到了英国伦敦，进入了精神病院，对象人群变成了精神分裂症患者、严重人格障碍者、战争创伤的儿童等。这一类个案的主要心理病变，并不是性欲问题，而是客体关系问题。随着他们客体关系的修复，直到治疗中期，才出现性欲的问题。比如在移情焦点治疗中，性的问题也是放到治疗中期后段才开始的。（伊利·扎列茨基&季广茂.2013）

第二，精神分析在二战后的根据地——英国和美国，在性欲问题上都是保守的，尤其是在中产阶层和富贵阶层，他们对弗洛伊德的性欲说比较反感。精神分析也不得不为英国而改变。有个分析师写了篇论文，探索这种文化气候，《不要说性，拜托，我们是英国人：英国和法国精神分析中的性欲》（Harding，C.2001）

第三，性解放。性心理障碍，已经面临逐渐被精神病学诊断系统排除的境地，不再列入精神医学治疗的对象中。最典型的就是，“同性恋”在1980年代被踢出。

当然，弗洛伊德的后人们，也不是完全对性欲三缄其口，也有继承者们。

值得关注的人物之一是大卫·萨夫（David Scharff），他整合了依恋理论、客体关系和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提出客体关系会被投射到各个性感带，形成各式各样的性生活困难，在临床技术上，也及时引入了行为主义的性治疗和家庭治疗的其他技术，非常实用。他本人也热心于在中国教学和培训，十数年如一日地帮助中国同行，让人感动。（大卫·萨夫，李迎潮&闻锦玉，2009；David E.Scharff，&Jill Savege Scharff，2011）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人是康伯格，他提出成熟性爱的“诊断标准”，包括三点：（1）能够把性欲区的生理冲动整合，建立起完整的客体关系；（2）这种性欲是全面的性愉悦，既包括婴儿的抚摸触觉快感，也包括各种各样的性别身份认同；（3）成熟的性爱价值观，具有个体化的性爱道德观及性爱道德理想，并且认同此理想。

和成熟性爱的三点相对应的是性爱成熟度五级别——

级别一，社交孤立的自恋者，仅仅在混乱的、性倒错的手淫幻想中可以建立关系，其建立爱情关系能力最低下；

级别二，具有性乱行为的自恋者；

级别三，具有混乱的、多种性倒错行为的边缘患者；

级别四，具有多种性禁忌，有受虐倾向的爱情关系的神经症患者；

级别五，能够把生殖冲动转化为温柔和建立稳定、深刻爱情关系的成熟者。（Kernberg，1974a，1974b，1980）

这些标准对于临床工作，有非常好的指导作用和预后评估作用。

康伯格也多次访问中国，并且和康宁集团下属的杭州怡宁人格研究所建立了培训合作关系。

在中国培训期间，他惊奇地发现，中国的治疗师们居然认为二十多岁的女青年没有手淫、没有性生活是正常的，尤其让他奇怪的是，同行们也羞涩地犹如情窦初开的大姑娘一样，不问性生活历史。

来中国培训的德国老师们，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他们同样叹为观止地发现，一群中老年红男绿女，居然在公众场所眉来眼去，打情骂俏，说黄色笑话……

《易经》中观卦，有一个文化哲学原理——“观其生而知反观我生，故能观国之光，观天下之治乱”。

通过观察他人的性爱观，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性爱观。在进入下一部分，反思我国当代性爱观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理解西方当代的性爱观变迁。

欧洲在弗洛伊德时代之所以追求奔放的性自由，是对欧洲中世纪僧侣式性道德的革命。这种性爱婚姻观带有强大的欧洲文化基因，可以叫作“白中基”——白人、中产阶级、基督教。

它的要义有以下几条：

（1）家庭关系的核心是夫妻关系，因为夫妻关系是神赐予的，具有神圣意义；

（2）丈夫和妻子的肉体，以及性爱本身，也同样具有神圣意义，因为人类的肉体是照着神的形象塑造的；

（3）联结夫妻关系的基石，是共同信仰（三观一致），而非财产、美貌等。

（4）上帝作为神圣信仰的人格代表，是夫妻关系中的神圣第三者。无论小三、公婆还是岳父岳母，都没法替代上帝的位置。

（5）婚外恋、离婚、通奸都是对这种神圣性爱观的攻击和破坏，要遭受极为严重的道德惩罚；

（6）人们应该把性爱婚恋当作一种终身修行活动。夫妻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神圣之爱，温柔之爱。康伯格甚至引用了性学研究，反驳中老年夫妻就审美疲劳、性欲下降这种说法。（Kernberg，2012）

（7）正因为婚姻是性爱合一、灵肉合一的，所以一旦发生婚外恋、嫖娼等出轨行为，出轨者应该感到内疚，而不是仅仅觉得羞耻，不让别人知道就没事了，夫妻治疗师会鼓励出轨者坦诚忏悔，同时鼓励另外一方宽恕、原谅自己的配偶。

“白中基”性爱婚姻观随着婚恋家庭心理咨询界进入当代中国，它的移植效果如何呢？

一方面当然是有很好的效果。但另一方面，也让人思索，比如说有本婚姻自助书籍叫作《外遇，可宽恕的罪》，我推荐给来访者看，她泪如雨下，在她的原生家族中，从来没有宽恕这个概念，父辈们外遇都是拼命隐瞒，用钱堵嘴，而母亲们都是一辈子不依不饶，在怨恨中走向坟墓。

对于中国的治疗师和来访者来说，反思性爱观的变迁是不可回避的历史责任，就像弗洛伊德当时不得不面对这个任务一样。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我想，对于意图建立婚姻家庭、养儿育女的人群来说，拥抱吸收“白中基”性爱婚姻观，是现代城市公民不可跨越的一步，当然，“白中基”也必须和儒家遗留的家庭主义、集体主义、权威主义的文化根基整合。道家和佛教的超越性和基督教的神性主义，可以共同铸就守护婚姻的神圣第三者。道教的养生医学、丰富的性爱技能，则可以很好地补充“白中基”中被忽略的肉体愉悦感，奠定婚姻的性爱基础。

对于另外一个日益庞大的“剩男剩女”群体，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优质青年，是独身主义者，但是他们自己不知道自己是独身主义者，只好用“宅男”“剩女”等各种名称来污名化自己，他们需要的是拥抱自由主义、灵性运动，理直气壮地树立自己的独身主义性爱观，而不是首先伪装自己是个失败的成家主义者，或者随便找个人结婚育儿，最后在十多年后离婚，造成人生悲剧。直男走直男的阳光道，弯女走弯女的独木桥。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心灵自由者，没有必要看到对立面就冒邪火。

对于学校和家庭教育层面，也许比较成立的是——

我们首先要确认“性欲”在人生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它必须被看到、被反思；其次要民主地讨论，在性欲多元化、无中心的中国社会，什么样的性爱婚恋观是理想的，什么样的性禁忌是不可触碰的底线。

而作为心理咨询师，也应该勇敢地承担起自己建构社会文化的历史责任。我们需要不断反思、评点、导读古往今来的各种性爱婚姻观。

弗洛伊德当然就是我们必经的起点。这个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们还有很多任务要完成，所以此文把标准版全部集中起来，弗洛伊德从1898年到1940年的所有篇目列为附录，期待有心人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从性压抑到性解放，这是性革命的初级阶段，弗洛伊德的性理论也只是和这个初级阶段配套的。性解放必然会由约炮式的性放纵，演化到做爱的男女们，从性爱中发现“肉身愉悦”的存在主义的深意，肉身愉悦从单纯的本能堆积紧张释放，变化为两情相悦的客体依恋，再领悟到客体和自体的有无相生，从而达至与宇宙万物、黄花青草的感应道交，无性之性，无爱之爱。儒家所颂扬的君子之德，也可以在占据阳具之位的同时，不必然造成性欲阉割。康伯格等倡导的“白中基”性爱婚姻观与儒家接壤，会不会创造出一对对既有君子贤妻之德，又有自由温柔性爱的夫妻？这会不会是一场后续的、正在静悄悄潜伏的性革命，把之前被革掉的性爱之神又革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