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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相信，既然遵义会议已经召开，新的领导集体已经形成，中共中央已经实现了“独立自主”，当然不会再受共产国际的影响。

人们甚至认为，这个时候共产国际如果还有什么影响的话，也一定是错误的或者是右倾投降式的影响，因此这个时候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一定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抵制和反对其错误影响的关系，而不可能是其他什么关系。

然而随着近年来，苏联时期有关中国的电报档案的披露，似乎事实远没有那么简单。这些电报指示的发表，清楚地说明，在1935一1937年这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仍旧深受共产国际政策的影响。不仅众所周知的中共中央“抗日反蒋”的方针是在共产国际影响下制定的，就是1936年所谓“逼蒋抗日”，即“联蒋抗日”方针的形成和确立，事实上曾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

中共中央从抗日反蒋转向逼蒋和联蒋抗日，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严格地说，它在1936年上半年就已经或多或少地意识到把抗日与反蒋并提，实行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并举，存在相当的矛盾性。

为此，中共中央也尝试着做了一些宣传手法上的改变。但是，根本方针的改变，仍然是1936年8、9月间的事情了。之所以会在这个时候实行这一重大的策略方针的调整，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得到了共产国际1936年8月15日的政治指示电。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汇编》公开发表了这封电报注意一下此后中共中央发出的一系列转变策略方针的指示和决议，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国际在促使中共中央放弃抗日反蒋方针和确立逼蒋、联蒋抗日方针的问题上，确实是起过重要作用的。

对此，只要把共产国际8月15日指示的内容，与中共中央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9月1日《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9月17日《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文件的内容加以对照，就可知道，后者的基本内容都是依照前者的指示而来的。后者的一些重要文字甚至也大段大段地由前者直接摘引而来。

这说明，中共中央是在得到共产国际8月15日指示之后，才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批评和建议的基本内容，起草和制定自己关于逼蒋和联蒋抗日的一系列重要文件的。对此，我们还可以得到其他一些更进一步的证明。

1936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在接到共产国际8月15日指示之后，致电在外地的红军主要领导人称：

今后“对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应改变过去抗日必须讨蒋的口号，表示希望和欢迎蒋及南京政府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自由”。

紧接着，中共中央在9月8日给朱德、张国焘的电报中，说明了共产国际指示的主要精神和中央依照国际指示决定根本变换前此方针的意图。

9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对照国际指示全面检讨过去统一战线的工作，确认了共产国际指示的正确，承认自己以往在对联合蒋介石抗日问题认识上存在严重不足。会后，中共中央于9月22日就前此抗日反蒋口号和在西南事变问题处置上的错误发出了自我批评的通知。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共产国际8月15日指示曾对中国共产党确立新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发生过重要影响和作用。

这包括：

(1)根本放弃“抗日反蒋”方针，明确推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在全国范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极端必要性；

(2)提出建立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在普选基础上召开全国议会和成立全国国防政府，使之成为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个党派组织的真正代表机构和权力机关，统一指挥抗日战争和协调党派关系的新设想；

(3)突出强调保持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和军队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纯洁性，防止自身统一和团结遭到损坏的各项原则和具体方法。

应该承认，共产国际8月15日指示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内容对中共是有积极意义的，中共中央为此进行自我批评也在情理之中。这是因为，问题确如季米特洛夫在一次会议的发言中所说：

“在中国的任务，现在不是扩大苏区和发展红军，而是寻找机会，寻找途径和寻找适当的口号、适当的方法，使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联合起来抗日。"

按照“抗日反蒋”的方针去工作，是不能够迅速达到把全国90%以上的人口都团结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这个目的的。坚持“抗日反蒋”就意味着“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意味着要把蒋介石及其指挥下的军队也看成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意味着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必须同时进行，中国共产党必须把主要力最和主要工作首先放在扩大苏区和发展红军上，放在与各个反蒋派别结成局部统一战线，诸如西北国防政府的战略方针上来，这当然不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尽快造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局面。

但是，季米特洛夫在这里忽略了这样两个基本事实。

其一，当时在陕甘北部地区的中央红军，面对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进攻，他们首先要解决的，并不是如何抗日的问题而是如何生存的问题。在蒋介石欲置红军于死地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生存问题和扩大苏区、发展红军的问题放在首位。也只有使自己真正具备了足够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条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显示出足够的实力，才能促使蒋介石国民党坐到谈判桌前来，才有团结抗日的可能；

其二，为中共规定“抗日反蒋”的统战策略和扩大苏区、发展红军的基本任务的恰恰是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本人。被共产国际视为有重要错误的瓦窑堡会议决议，正是根据张浩传达的《八一宣言》的精神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作出的。而中共中央1936年初陆续得到的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也表明，共产国际仍旧坚持着苏维埃革命的方针。

显然，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关于“抗日反蒋”的决定和“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决定，以及扩大苏区、发展红军和联合反蒋势力的作法，都是符合共产国际当时的要求的。事实上，无论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还是中共中央，都并非不想与南京方面建立某种形式的统一战线，但一来事情由不得中国共产党自己决定，二来要坚持苏维埃革命及其政权形式与军队形式，甚至试图以苏维埃为中心，蒋介石也决不会答应。

因此，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尽管都曾秘密与国民党方面代表进行了政治接触，结果却令人失望。他们提出的“国防政府”、“抗日联军”“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抗日人民阵线”的主张，也因此成为幻想。

在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中共中央其实远较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要实际得多，他们清楚地了解自身的实力和特长他们并不刻意追求某种形式上的东西。所以，他们在组织西北大联合和西北国防政府计划之初，就明确主张按照实力原则推举张学良为未来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在接到共产国际必须与南京政府建立统一战线的指示之后，中共中央立刻“表示希望和欢迎蒋及南京政府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

但是，弱小的共产党要同强大的国民党达成真正的协议，他们必须作更多的让步。在这方面，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再次表现出脱离实际的缺点。他们盲目地认为，只要“正确地加以扭转中共’对待南京、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治方针”，具体地规定统一战线组织的政治军事原则，提出比较可行的民主共和国口号，使中国共产党人“以全面抗日战线的倡导者、发起者和组织者的身份出现”，就足以“动员全国舆论”，使一切爱国者拒绝“剿共”内战，从而迫使蒋介石同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他们甚至仍然幻想要取消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中心地位，通过普选来召集新的“中华全国议会”，通过这样的广泛代表民主力量的国民议会继续土地革命的基本方针，“解决土地问题”，并成立真正代表各个党派组织的新的“全国国防政府”，进而在全国实行区别于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制度。

他们还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要“继续巩固苏维埃”，称“苏维埃在现时是国内的唯一的民主政权机关和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可靠的支柱”，主张“可以提出建立苏维埃作为中华全国共和国民主机构的问题，可以据此以加强自己的地位并促使群众“有组织地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进行斗争”。

共产国际8月15日指示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策略方针，但它却不能改变蒋介石政治解决国共关系的基本条件。

这就是：

必须以南京政府为中心统一全国的军事和政治，共产党必须放弃苏维埃革命主张，政权和军队必须改制和改编，接受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领导。

不难看出，国民党方面的条件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有天壤之别，而需要变化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问题的认识。从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政治指示后最初发表的文件看，中国共产党人显然是严格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的。

他们确信，共产国际提出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以此来动员全国舆论，将有可能“召集由全国人民及全国愿意抗日的武装队伍选举出来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否定国民政府及其所谓“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实现“继续巩固苏维埃”和“选举统一全国的国防政府与组织抗日联军”的目的。

在上述文件里，唯一与共产国际有所区别的仅仅在于，中共中央认识到了实现以上任务的极端艰巨性。

为此，他们不得不突出强调了共产国际指示中关于要造成一种运动，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抗日统一战线的一面，提出了“逼蒋抗日”的策略思想，准备继续坚持对南京政府政策的批评态度，同时保持与各反蒋地方实力派的抗日联合，试图以此来作为巩固自身实力和促使南京方面作出妥协的重要筹码。中共中央清楚地知道，真正要想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他们必须正视国民党人提出的条件，采取更为实际的步骤。

1936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为与国民党进行比较实际的谈判，中共中央起草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在该草案中，中共中央虽继续主张“召集基于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举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一切抗日救国方针与方案”，进而组织“民主国会”和“民主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但对于妥协基础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却明确表示可以接受用国民政府已有的“国防会议”的形式来替代。

而在具体的军事和政治组织方面，中共中央更是明显开始从原来的立场上作出大的让步。草案公开表示，中共愿意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言论与行动，红军则准备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之条件下”，同全国军队一同“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代表并愿意参加由国民党人“占主要领导的地位”的“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

这一态度表明，中共中央对于共产国际指示所要求的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尽管仍抱有希望，甚至仍旧认为有可能促成“民主国会”、“民主政府”之产生，但是，中共中央已经开始认识到，根据目前的实力对比所建立的统一战线，是决不可能平等的。

对于共产党来说，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

“求得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鉴于此，中国共产党人已开始考虑如何承认目前“最有力量的”国民党在未来统一战线组织中的实力领导地位，并据此在红军名称、苏区政权形式、没收地主土地及其有关革命政策方面实行改变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但是，由于此后军事形势的骤然恶化和蒋介石的一意孤行，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1936年10月下旬，红军三大主力约8万人在甘北会师，但为打通国际路线，接取军事援助而组织的“宁夏战役”却因种种原因而告失利。面对蒋介石重兵“围剿”和粮食、冬装以及军用物资方面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不得不一面进一步下决心向国民党让步，一面准备在万不得已时转战内地，以获取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为此，在11月1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开始考虑不再以“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作为谈判协约之前提条件，准备接受国民党侧重于军事统一的办法，承认改编红军接受蒋介石指挥、以消弭战祸、保存实力。

中共中央此时了解到的国民党方面的最新条件，是张子华10月中旬由广州面见国民党方面代表曾养甫后自己归纳的4条。即：

(1)党可公开活动；：(2)政府继续存在；；(3)参加国会；(4)红军改编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

中共中央认为，可照此条件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并电已赴上海之中共中央代表潘汉年，请其立即依此条件与国民党方面负责人谈判。同时准备必要时派周恩来前往南京，以求加快这一进程。

对于中共中央的这种重大的让步，共产国际显然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而面临如此严重的军事局面，他们又拿不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切实可行的方案。在11月20日的电报中，他们坦率地表示不同意派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并认为在蒋介石坚决反共的条件下，国民党人的谈判或者是一种特务手腕，或者不会有任何实际意义。

显而易见，此时中国共产党只有三条路可走：

一是“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蒋联合；二是利用与张学良、杨虎城秘密结盟的关系，策动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共同创立西北独立局面，并争取阎锡山、傅作义两部之同情；三是分路突围，转入内地，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争，以保存红军主力。

但第一条道路被蒋介石堵死了，第二条道路共产国际又不赞成，结果只有第三条道路可行。可是事实上，红军一旦打入内地，不仅军事形势更加险峻，前途难测，而且再要想迅速实现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妥协，就更加困难了。

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断绝了同苏联的外交。“九一八”后，国内有识之士纷纷谴责蒋介石的反苏行径，认为日本入侵是中苏绝交招来的恶果，要求中苏复交的呼声日益高涨。主张恢复中苏邦交的，不仅有进步的知识分子、社会团体和舆论界，还包括国民党内的一些上层人士。在朝野人士的共同呼吁下，从1932年4月起，国民政府派代表与苏联政府代表开始商议复交问题。为避免日本从中破坏，谈判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由双方出席国际缩军会议的代表(中方是颜惠庆，苏方为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日内瓦举行。到12月12日，双方谈判达成协议，宣布正式恢复邦交。

1935年后，蒋介石加快了联苏步伐，这与下述情况有关。

首先，由于华北事变后国难日益严重，国民政府急需寻找外援。鉴于“九一八”后美英对南京的要求多是口惠而实不至，又考虑到中日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必将被日本海军封锁，中国难以从海路获得外援；而中国西北地区与苏联接壤，是接受外援的可靠通道。

其次，蒋通过第五次“围剿”，迫使红军主力退出闽赣和鄂豫皖等苏区，在长征过程中实力减弱。在蒋介石看来，到达陕甘的红军已成强弩之末，构不成他的“心腹大患”蒋便放心地改善对苏关系，加快联苏步伐。

再次，了解到苏联的友好态度和联华的迫切心情。1934年暑假，受到蒋介石器重并亲自接见的自由主义学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廷黻计划访欧，搜集有关历史资料。蒋介石于7月27日在庐山再次召见他，嘱其探测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蒋介石通过外交途径告知苏联政府，蒋廷黻是作为他的代表访苏，请苏联通力协助。蒋廷黻在莫斯科受到热情接待。

为加快联苏，蒋介石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1935年4月，蒋派其亲信邓文仪以陆军上校军衔去莫斯科，任驻苏使馆首席武官。这位肩负特殊使命的人物，除履行武官职责外，还奉蒋命秘密会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揭开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秘密谈判的序幕。

年底，蒋介石派国民党中央核心人物之一陈立夫去苏联，希望与苏缔结反日军事同盟。陈立夫由张冲陪同前往。

蒋介石加快联苏采取的主要行动，是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在南京举行会谈。苏联政府此时口头上答应了南京的要求，但在行动上十分谨慎。

其主要原因，一是担心蒋介石对日妥协，尤其害怕蒋联日反苏。二是苏联要求蒋介石调整对中共的政策，由“剿共”改为联共。

苏联政府认为，国共两党的内战只对日本侵略者有利，蒋只有停止“剿共”，与红军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有效地抵抗日本侵略。莫斯科指示鲍格莫洛夫：在与蒋介石谈判时要表明苏联政府对此问题很关切。南京的“军队同中国红军间不实现统一战线，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严重斗争将是不可能的”；同时还要向蒋讲明：苏联不准备充当国共两党谈判的中间人，相信“蒋介石本人在没有任何中间人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同中共谈判”。

蒋介石懂得，为谋求苏联援助，在国内须做出些姿态；同时，他认为第五次“围剿”后转移到陕甘的红军，可用收编的办法予以解决。

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直接向鲍格莫洛夫表示：

苏联“向他提出的问题中，最重要者莫过于对红军的处理问题，若能对此问题达成协议，其他问题则迎刃而解”。他“要求苏联政府从中斡旋”，“对红军施加影响”，接受他的收编。蒋说，如能这样，“就表明了苏联政府对南京的诚意，南京政府则可成为苏联的忠实盟友”。

鲍格莫洛夫郑重回答蒋说：

“苏联不拟在国共两党间斡旋”，因为这“纯系中国内政”。

两个月后，即3月21日，孔祥熙告诉鲍格莫洛夫，蒋介石已开始同中共秘密谈判。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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