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案组盯唐琳的案子很久了，一个组织卖淫案。听专案组说，为了把这个组织卖淫团伙打掉，他们前前后后忙活了整整大半年时间。

唐琳在被公安机关抓获两天后，作为她的辩护人给她办理了取保候审。能给她办取保候审的主要理由是她怀孕一个多月了，加上她的犯罪情节量刑不会超过十年，所以前期工作推进的都还算是顺利。

唐琳是取保候审出来以后过了两天才来找我的。那天下午她一进办公室，办公室里立刻就被浓郁的香水味填充。她穿着一件简约的连衣裙，一双超薄的黑色丝袜，一双细跟的高跟鞋，这和我想象中孕妇的形象有着很大的差距。

唐琳走到我办公室的沙发上径直坐下，从挎包里拿出了一包烟举起来问我：“方便吗？”

我稍加思索了下她孕妇的身份，本来想着提醒她孕妇吸烟对胎儿发育不好，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我把办公桌上的烟灰缸放在她面前的茶几上，顺势放上了一个打火机，算是告诉她可以自便。

她点燃香烟吸了一口，压了压裙子翘起二郎腿看着我，算是告诉我她做好了沟通的准备。

“你挺厉害，刑法里能判死刑的就那么几个，你这算是犯了一个，还是专案组办你的案子。”我半开玩笑地打开沟通局面，希望从玩笑里揣摩出她对自己犯罪的行为是否有一个概念性的认知。

她的听完我说的，微笑着把烟吸到底，然后在烟灰缸里摁了摁掐灭了烟头，盯着我的眼睛说：“你是专业的，天天跟刑法无缝衔接，今天是来沟通我的案子，也是来听你给我普法。”

如果说她不是以一个组织卖淫案主犯嫌疑人的身份坐在我对面，我大概会想有喜欢她的冲动。不得不说她是一个近乎于完美的女人，有高挑的身材，姣好的容貌，不紧不慢的语调。从她的资料上看，毕业于一个算是不错的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在相亲市场上她绝对算是个热门的角色。

我打住了自己脑海里乱七八糟的想法，重新回到主题上。我翻开笔记本，开始问她：“先说说你的整个‘生意’吧，怎么开始的，多久开始的，怎么做的。每一个细节你都得告诉我，说实话，你要隐瞒，欺骗，那我没法帮你。”

她掩着嘴笑了笑说：“没想到第一个听我故事的是警察，第二个是律师。”

唐琳把放在腿上的挎包放在了茶几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开始回答我的问题：“做这个生意算是机缘巧合吧。在大学的时候，我和寝室几个室友捉摸着做点小本买卖赚点零花钱，那时候还没有疫情，我们算是发挥各自的特长，注册公司做了个预约民宿的APP。我学的工商管理，负责整个APP的运营和公司的管理，学视觉传达的室友负责界面设计和配合营销推广策划，学市场营销的室友负责市场推广，另外还有一个学会计的，她住隔壁寝室，负责财务。”

她点燃烟继续说道：“我们的经营模式是找那些用公寓和住宅做民宿的老板合作，我们免费推广，用户在我们平台下单预约，然后我们抽取一定的佣金。那时候民宿市场挺火的，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去住民宿，加上开一个民宿很简单，投资也不大，很多年轻人也选择作为副业经营。刚开始我们生意也不好，但毕竟我们是大学生，大学生这个群体也算是民宿的消费主力群体，所以业务增长还是蛮快的。干了一年多，那时候大四要实习，时间也充裕了，我们看业务量还不错，就计划着把民宿托管和自营民宿一起做起来，以后品牌做好了可以做专业的第三方民宿托管和民宿加盟。”

我喝了口茶问她：“你们干民宿，怎么扯上了组织卖淫？”

她重新把手交叉抱在胸前说：“谁知道疫情会突然来呢？疫情搞得整个民宿行业经营都面对很大问题，许多民宿倒闭，我们代管的那些托管民宿和我们自营的民宿也全面亏损。那时候为了扩张我们没有预留足够的资金储备，把流动资金都砸在了市场上，为了增加市场份额快速打出品牌，我们通过给托管民宿保底收益的零风险合作方式签约了大量托管民宿，但疫情让我们一下就没法支撑下去了，大量的违约是摆在眼前能看见的问题。”

我在本子上把疫情作为了一个她人生的拐点记录下来，继续听她讲述：“有一个我们的客户，虽然疫情对这个行业影响很大，但他的几个民宿生意都特别好，每天晚上都是满房，白天还能再卖几个钟点房出去。我专门去请教他，就是他把我带进这个生意的。”

我拿了根烟递给她，她拿出自己的烟，告诉我她只抽细烟。我走到窗户前把窗户打开，一直到我抽完烟我们都没再有任何对话。

我重新坐回沙发上，示意她继续。她说道：“他跟我讲那些客人其实都是带小姐来做交易的，疫情让很多会所都难以经营，这些小姐失去了稳定的客源不得不单干，而他手里有客户资源，也有小姐资源，自己就能把这个生意做了。当时我问他，为什么要搞个民宿来做？他跟我讲，客户怕去酒店不安全，小姐怕上门不安全，那我在公寓和住宅开个民宿客户和小姐都放心了，客人支付嫖资通过你们这种民宿平台以支付民宿房费的方式支付给你们，你们扣一点儿手续费再给我，我再分给小姐，整个付款也是安全的。他给我讲完他的整个经营模式时，我觉得在绝境中看到了希望。”

我清了清嗓子问她：“你知道你看到的希望把你推向了绝境吗？你知道那是犯法的吗？”

“知道，当然知道，但我想了很久，整个模式上没什么漏洞，或者说风险很小了。我也花了很久说服我自己，用风险和收益成正比，用创业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失败等等去说服我自己。”

“后来呢？”我继续问道。

她语调变得有些低沉：“后来我和他算是合伙了。他负责招募更多的小姐合作，又发展了很多皮条客负责拉客户。”

我也顺势调整了下语气和语调，平缓了一些说：“你是什么角色，主要负责什么？”

她调整了下坐姿，回答我说：“我负责公司的整体运营管理。我跟合伙人说有人出资在这个时候抄底，加大了自营民宿的扩张脚步，因为疫情房租低了很多，我们又租了很多公寓作为民宿，有交易时就在平台订房，我们收取房费，如果是快餐或者全套他们就定钟点房，如果是包夜他们就定一整晚的房。我们收到钱以后再分。”

我不知道现在她作为犯罪嫌疑人讲述这些的时候是什么心态，但我能感觉到，她当初这么干时，一定觉得自己是个天才，因为抓到了法律的漏洞而沾沾自喜。

我继续向他发问：“你们怎么找到客户的，怎么完成选小姐和达成交易的？”

她回答我说：“客户其实不缺，干我们这个行当，只要价格合适就不缺客户。男人不挑食，他们只是知道什么价格要对应什么货色而已。找客户无非就是通过原来会所的客户经理，妈妈，还有一些职业皮条客，他们有大把客户，选客户这个环节我们设计过，不能太直白，所以我们让合作的小姐作为民宿管家，给她们录一段介绍民宿的视频放在我们的APP上，客户只需要在‘民宿介绍’里看不同管家介绍不同民宿，实际上就完成了选小姐的过程。”

听到这里，我大概对她们的经营方式有了清晰的了解。从法律层面讲，她确实把每一个风险环节都考虑到了，甚至可以说考虑得很周全，很详尽。

在量刑上唐琳一直把沟通的关注点放在是否能够判缓刑上。

我合上本子问她：“你先生知道了吗？”

她沉默着，没有回答我。

我不好再多问什么，只是告诉她，这时候能做的就是争取给公安机关提供在逃同伙的信息，配合公安机关抓获在逃同伙，取得重大立功情节。

“我一定会被判实刑，很难缓刑吗？”她有些焦虑的又一次问我。

我思考了下，决定保守一点回答她：“概率吧，你现在怀孕，如果没判缓刑哺乳期过了你就要继续服刑。目前你的案子来看，缓刑的机会是有的，但概率百分之五十吧，毕竟你的案子涉案金额不小，涉案人数也不小，如果你有重大立功情节，那判缓刑的概率就更大一些。”

她站起来，弯腰拿起茶几上的挎包挎在手臂上，走到门口突然回头问我：“如果我生的孩子有比较严重的先天疾病，会判缓刑或者能争取监外执行吗？”

我听完她的问题没有多想便回答道：“没有法律这样明确规定，但基于人道主义角度是会增加判缓刑或者监外执行的概率。”

她听完我的回答，面无表情地跟我道了谢后走进电梯。她挥了挥手里拿着的刑事诉讼代理协议，又说了一遍：“谢谢了。”

我没接她的话，只是回以微笑，等电梯门关上，我走进办公室坐回沙发上，脑海里一直徘徊她最后那个问题：“如果孩子生下来有严重的先天疾病，会判缓刑或者能争取监外执行吗？”

我拿起烟灰缸，把烟头和烟灰倒进垃圾桶里。垃圾桶里有一个空的药壳，我捡起来用纸擦干净，一点点把包装上破损的铝箔捋平整，能看到药品是容易造成胎儿先天性疾病的三甲双酮。

我重新把药壳倒回垃圾桶，把垃圾袋提起来打上死结，也渴望把人性最深处的败坏打上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