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在国内并不被允许，需求和利益促成了一个长期存在的地下产业。代孕产业链由需求方、代孕公司、供卵者、代孕妈妈、实施代孕操作的医生、开具出生证明的医院组成，他们或为追求利益、或有真实需求、或为自私的目的。而孩子则是被制造出来的“商品”，可选择性别、单胎或多胎。如有缺陷，则可能被抛弃。

一条“生产流水线”

今年8月底，澎湃新闻记者暗访广州、深圳等地多家商业代孕公司发现，受疫情影响，到国外寻求代孕受阻，国内代孕中介机构订单明显增加，供卵者（业内称“卵妹”）补偿金、代孕妈妈佣金等费用也水涨船高。有的代孕机构被查之后，甚至会换个地方“重操旧业”。中介机构“包成功”的承诺背后，则存在“换卵”、隐瞒胎儿疾病、出生存缺陷等乱象和伦理、法律风险。

一家“子嗣传承国际助孕中心”自称主要为国内有代孕需求的客户对接海外生殖医院，提供代孕服务。“可包性别，可包成功。”他们提供的协议有58万元和88万元两种套餐，均承诺客户2年内可抱到一名健康男婴。前者便宜30万元，不包成功，意味着代孕一次不成功，重启流程需要额外支付费用。

一名资深代孕中介透露，这条“生产流水线”上，每年在广州出生的孩子能达到2万个。

“65万包成功，90万包生儿子”“如发现胎儿发育畸形会让代孕妈妈打掉，客户只管‘收货’”——这是上海多家商业代孕公司明码标价给出的承诺。今年9月，南方都市报记者暗访调查上海多家商业代孕公司发现，这些中介机构多以“健康咨询公司”进行工商登记。多个代孕中介向记者透露，他们的客户来自全国各地，不少客户倾家荡产也要求子。

每顺利“制造”出一个健康婴儿，中介机构至少可获利20万元。对于在服务期间胎儿和代孕妈妈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则被视为“商业风险”，直言“用钱就能摆平”。

难以预料的“风险”

记者调查中，对于代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几家代孕公司负责人并不愿多提及，只是称“没有绝对的安全”。

一位业内人士介绍，代孕这一行本身就是一个“地下产业”，代孕公司很难做到100%的真实和透明。其中最多存在的是对客户的“欺诈”，主要为“换卵”和“隐瞒婴儿患疾”两方面。

记者查询发现，今年5月由湖南资兴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合同纠纷案中，一对夫妇支付74万余元在一家名为“孕生国际”的代孕公司抱得婴儿后发现孩子听力弱，故将对方告上法庭，要求退还已支付费用。代孕公司负责人则辩称，孩子在领走时健康，否则不会被带走，并出具了《领条》。

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所签《代孕协议》明显出于牟利之目的，将孩子作为商品交易的对象，故该代孕合同有违公序良俗、社会公德，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最终驳回了前述夫妇的诉请。

一名资深代孕中介表示，一起脑瘫儿案例让他记忆深刻。一名客户代孕生下的孩子不会哭，后来才发现医院在分娩时出现了医疗事故：孩子出生时被脐带死死缠住，打了结，代妈又不愿意选择剖腹产。护士一直往出拉，孩子大脑出现了缺氧，导致脑瘫。客人起初不愿意要孩子，中介把钱全部退给他，对方起初不收，后来“边哭边带走了孩子”。

也有客户临时反悔不要孩子。厦门一位客户交了钱，但孩子即将出生时，客户反悔不愿再要孩子，直接消失。没办法，中介最终将孩子送给他人。

纵深

无法解决的

伦理和情感困境

今年9月18日，记者以“代孕”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发现自2012年来共能搜到338宗与代孕相关的纠纷判决，且近两年呈快速增长之势，其中2019年共搜索到79宗，2020年仅前8个月搜索到62宗。

2012年，厦门的张某经中介找到了晓玲为其代孕生子。张某每月支付晓玲生活费1.5万元，先后累计达20余万元。但事后，晓玲拒绝将孩子交给张某夫妇抚养。最终，厦门市思明区法院将非婚生女判决给晓玲抚养，张某不仅没有抚养权，每月还须支付孩子抚养费3000元，累计64万元。

2017年1月，因为代孕的宝宝被抱走后自己探望被拒，作为代妈的赵某将孩子的父亲李某告上法庭，表示愿意退还李某相应的费用，要求孩子与自己共同生活。

2017年，重庆的代孕妈妈谢某与孩子的生物学父亲高某对簿公堂，要求探视并和孩子共同生活……

代孕这个地下产业竟然因为各种各样的纠纷，被不断拎到明面上。

就代孕监管的问题，记者咨询了多名律师的意见。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邓千秋认为，地下代孕市场的发展，一方面会带来棘手的“卵母”“生母”不一的伦理困境，另一方面也会引发包括代孕生出缺陷婴儿的抚养问题、因非法代孕引发的法律纠纷，甚至是买卖妇女儿童等犯罪问题。

要打击地下代孕乱象，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杜洁认为，除了卫生部门对医疗机构和医生应实施更严格的监管，也需要公安、工商、工信部门形成合力治理，打击存在、散布有害信息的网站和代孕中介。

来源： 大连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