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很抱歉很久没写案子了。

最近我在看一大批案子，想要从中选出几个谈起来有意思的事情来写。在看到几起“在家里遇害的儿童”的案子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一个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案例。从这个案子出发，在持续地挖掘信息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似乎接触到了一个“新世界”。

在世界上，有一群人，他们的情况是这样的：每天都在对别人说自己得了各种各样的病，尤其是一些令人十分痛苦的慢性病，而且会不停给自己找来各种药来吃；你也会看到他经常去医院，甚至有时候包着绷带、石膏来见你；然而事实上，他们的病症在医院里根本查不出来，尽管他们自己也表现得很痛苦，医生们却束手无策。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群人。

2009年4月，宫崎县的一间综合性医院中，来了一名不太寻常的产妇。

这名产妇自称名叫加藤文子，现年29岁。她在坐巴士的时候，突然抱着肚子痛苦地叫了出来。恰好当时车上有一名妇产科医生，对她进行了紧急诊断后判断为产前宫缩，于是直接将她送到了自己工作所在医院的妇产科。

作为接诊手续，护士们前来询问了她的基本情况。文子对护士说，自己怀的是三胞胎，需要特殊照顾。听到这句话后，护士们连忙叫来了船桥医生，为文子优先安排了B超检查。

通过B超的显示屏，船桥医生却犯了难：超声波检测中只看到一个胎儿，发育正常，而产妇声称的“三胞胎”却丝毫没有踪影。为了谨慎起见，船桥医生询问了加藤文子。

“加藤女士，您说的三胞胎，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一直都在家附近的产妇门诊做定期检查，是那里的医生告诉我的。”

于是船桥医生询问来了那家产妇门诊的名字，通过电话与对方取得了联系。出乎意料的是，对方回答说：

“我们从未接诊过加藤文子女士，这里没有她的病历，更别说定期检查报告了。”

为了核实情况，船桥医生再次找到了已经进入病房的加藤文子，向她确认产妇门诊的信息。文子犹豫了一下，说：

“其实我不是在门诊进行的检查，是通过上网，在网上找到的一位医生进行的诊断。”

“可是，在网上也是没法进行超声波检查的吧...” 船桥医生回答说。

文子并没有说话，而是紧张地环顾了一下四周，才小声地说：“其实是因为...我的前夫因为赌博，欠了外面很多钱后就逃走了。我平时不敢出门，所以才只能在网上询问怀孕的事情。”

船桥医生点点头，不过多地过问患者的私事，这是医生行业的操守之一。尤其在妇产科，有着难言之隐的产妇数量并不少，因此船桥医生转变了话题：

“那么，您能告诉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孕的吗？”

文子仰起头，费劲地做出了回想的表情。“应该是7个多月前，去年9月份的时候。”

推算一下，7个多月前开始怀孕的话，这名产妇目前应该是妊娠30周左右。如果此时出现产前宫缩，这就是早产的先兆了。船桥医生拿过B超检验报告，上面写着“产妇单胎妊娠，37周”，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以自己20多年的执业经历来看，从胎儿发育情况来判断怀孕周数，他从没有出过错误，因此船桥医生不得不开始怀疑起眼前这位孕妇，她所说的话语的真实性了。

“请问你是否喝酒？”

“嗯，有喝一点点。”

“虽然失礼，但我想问问，您有没有过酗酒的经历呢？”船桥医生初步认为产妇可能因为一些原因，导致了失忆或者记忆混乱。

“并没有，我喝的很少的...”

除去酗酒导致的脑部病变之外，会出现记忆混乱或失忆的情况，还包括有服用精神类药物、吸毒、脑部外伤、大脑病变、癫痫、智力发育不全等等情况。而这些情况，并不是能够通过简单问话就能够发现的。鉴于产妇目前随时可能会临盆，于是船桥医生改变了策略，准备将文子的家人叫来医院，一问究竟。

“那么，是不是可以联系下您在宫崎的亲属？因为胎儿恐怕马上就要出生了，我们必须尽快做一些准备才行。”

就这样，船桥医生顺利地联系上了加藤文子的爷爷。

加藤文子的爷爷加藤胜三在一个小时后，就赶到了医院。他同时带来的，还有加藤文子的“母子手帐”，准备在婴儿出生后进行登记时使用。

母子手帐，全称为《母子健康手帐》，是日本政府专门发给产妇，用作怀孕期间免费接受定期检查，对母亲和胎儿进行记录的病历，并且最终作为申请出生登记的凭据。这一手帐的申请需要怀孕女性前往所住区域的行政办公大厅，自己进行申领。

翻开这本手帐，根据上面的记载，船桥医生赫然发现加藤文子竟然已经生下过6个孩子了。然而在她的户籍上，却显示加藤文子并没有任何已经登记的孩子。

作为对产妇的健康情况评估，船桥医生询问了加藤胜三有关文子的出产经历。胜三回答说，文子曾经有过两段婚姻，和前一任丈夫曾经生过四个孩子，离婚后都被前夫带走了。目前这个丈夫也曾经跟她生下过两个孩子，眼下这就是第三个孩子了。

“5年前生下的那个男孩，因为有先天性心脏病，所以准备在下个月给他做心脏移植手术呢，也不知道文子是不是赶得上去看看他。”胜三担心地说。

“移植手术？是在哪里做呢？”船桥医生顺口问到。

“是在美国，旧金山，已经约好了医生了。”

船桥医生没说话，而是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眼前的母子手帐，苦苦地思索着。

29岁的女性已经生育过6个孩子，这在日本已经算非常少见的事情了。母子手帐上的登记，都是由市役所进行的，所以理论上不应该出现问题。但是从文子目前在医院里表现出来的状况来看，包括她在怀孕37周还独自出行的行为，似乎又明显缺乏生育方面的经验。

于是，船桥医生安排了对文子的产前检查，并且留心地察看了产道情况。奇怪的是，文子的产道看上去并没有任何曾经生育过的痕迹，这让船桥医生越来越搞不明白，加藤文子的经历中，为何有那么多说不明白的细节。

更重要的是，由宫缩的频率判断，文子的出产时间应该就在24小时之内了。

他走到文子的病床旁，嘱咐了她一些产子时的注意事项。说完之后，他特意问了一句：

“听说您的孩子要去美国做心脏移植？”

文子并没有明确回答，而是含混地“嗯”了一声。

“下个月就要去美国的话，可能您的身体情况比较吃力啊。”船桥医生接着说。

“啊，手术已经延期到两个月后了，所以没关系的。”文子应对到。

尽管自己不是心外科医生，但船桥医生也知道，器官移植手术的延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根据器官提供者和受体的情况，手术一旦错过就可能需要重新规划时间表，甚至继续等上几年时间，因此加藤文子的这个解释，明显是在说谎。

走出妇产科，船桥医生找到了同僚，精神科医生松尾。

船桥向松尾医生详细介绍了不久之前，刚刚收诊的这名奇怪的产妇。两人商议了一下，认为一切都应该先以胎儿的出生为重，对于产妇在精神方面的检查和诊断，应当在她出产后再进行。为了避免由于产妇身体的异常情况，例如服用违禁药品或精神类药物，而导致产后胎儿出现遗传和先天问题，松尾建议船桥对产妇先进行血液和尿样检测，并尽快进行脑部MRI扫描。

血液和尿样的分析结果显示，加藤文子近期确实没有服用过精神类药物和毒品。脑部没有外伤痕迹，身上也没有吸毒者经常出现的注射痕迹，同时在她的病历中也没有过癫痫的过往。这样的结果，稍稍令船桥和松尾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凌晨，加藤文子生下了一名健康的男婴，体重3公斤。就在大家都为新生儿的诞生而喜悦的时候，松尾拉了拉船桥的衣角。

“抓紧做MRI，我也需要对加藤文子进行精神方面的诊断。”

船桥点点头。在婴儿出产后，为了尽快培养起母亲对于新生儿的感情，在很多医院中都会采取让母亲和婴儿共处一室，由母亲照料新生儿的做法。然而，由于加藤文子在收诊时暴露出的一些问题，让松尾和船桥都对文子是否能够照顾自己的孩子，产生了一些疑问。

脑部的MRI扫描结果显示，文子的脑组织没有出现异常信号域，证明她的脑组织没有明显的病变。然而，在脑血流显像检查的结果中，文子的两侧大脑前额叶内侧、双侧颞叶、扣带皮层、小脑扁桃体等处，出现了相对血流低下的情况。

看着这个结果，船桥不解地问：“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松尾便对船桥进行了解释：

“根据最近的脑研究，人在说谎时的脑内机制，可以通过脑血流显像的结果来判断。举例来说，对于普通人来说，故意撒谎的时候反应时间会明显变长，而且可以看到大脑的额叶前区有高度活跃的反应。针对实验志愿者的测试中，研究者们也发现，让他们装作“记忆模糊”时，在脑部的双侧背侧额叶前区、前扣带皮层这些地方，也都可以发现血流低下的现象。”

“也就是说？”

“在加藤文子的这起病例中，她平时的脑部血流情况，与一般人在撒谎时的情况非常类似。”

“那会不会是她个体因素所导致的？比如有些人就是先天的脑部血液不均衡，或者在产后有脑部供血不稳定的情况？”

松尾摇摇头，“无论从任何角度考虑，她的脑血流不均衡的情况，都已经是明显的异常了。我建议对她进行精神心理方面的进一步检查。”

松尾对加藤文子所采用的精神检查，是通过“MMPI 测验”来进行的。

MMPI，全称为 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 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是经常在心理学诊疗的临床中，被用来检验精神状况的一种测验。通过这种测试，可以对测试者的十种状况进行评估，包括疑病症、抑郁、歇斯底里、反社会人格、男性/女性偏向、偏执、强迫症、精神分裂、躁狂、社会内向等等。

MMPI 包含有567个“是/否”判断题，不限测试时间。

在评分时，这一测验也设计了四个量值：

“不知道量”，这一量值统计的是回答者有意跳过的一些问题，或者同时选择了“是”和“否”两个相反的回答。过高的这一量值反映出测试者要么不具有理解问卷问题的智商，要么对测试存在反抗心理，会使问卷结果失效，应当中止测试。

“说谎量”，用来测试回答者是否在答题时过度追求完美，用以美化自己，导致不可信的结果；

“偶然性量”，可以显示出受测试者在回答时是否认真，或是企图伪装出一种疾病的状态，在这个量值中，只有10%的精神正常的被测试者会拿到显著高分 —— 也就是说，“偶然性量”显著高分的人群很可能具有精神疾病。

“修正量”，可以反映出被测试者在回答时，是否持有戒备心态，进行了防御性回答。尤其是一些自觉具有精神病的被测试者，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会有所隐瞒，刻意追求“看起来正确”的答案。

MMPI测试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被用作一些特殊职业的录取筛选评估工具，这些职业普遍具有很大的责任感和正义感要求，例如民航客机飞行员、反恐部队成员、等等。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用来鉴别“正常人”和“精神疾患”的“图灵测试”。

加藤文子的 MMPI 测试结果表明，她对9.7%的问题都给予了“不知道/说不清楚”的回答。同时，对加藤文子的 WAIS 3 智商测试显示，她的智商发育正常。这一结果显示出了她持有强大的戒备心态，并且拒绝进行心理治疗方面的配合。

在产下胎儿之后的几天里，松尾医生对加藤文子进行了详细的观察、交流和评估。他和船桥医生通过生理检测，排除了加藤文子因为药物、酒精或是脑外伤，而导致的认知机能低下的情况。于是对于文子的诊断，便进入了心理诊断的范畴。

最初松尾医生曾经考虑过，加藤文子可能是“表演型人格障碍”或“边缘性人格障碍”，然而通过一些患者的行为模式，他排除了这些可能性。通过走访文子的家，他也了解到了文子的一些背景情况。

加藤文子出生于1982年，父母两人在她刚刚出生后不久便分居离婚，双双抛下了她而远走他乡。文子自幼在爷爷家长大，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过明显的异常行为。2001年从短期大学毕业后，她并没有去就职，而是回到了爷爷家，和爷爷奶奶一起居住。2002年，她以怀孕为理由，和当时的男朋友结婚，并搬离了自己家，但是在婚后不久就宣称“胎儿流产了，从厕所里冲走了”。

2006年夏天，她再次搬回了爷爷家，并且拿出了母子手帐，对爷爷说自己已经生下了四个孩子，并且刚刚与丈夫离婚。2006年年底，她以“找到了同居的人”为理由搬了出去，但仍然住在宫崎市。大约4个月前，在新年刚过完的时候，文子又回到了爷爷家，这次她已经有了明显的身孕。

在加藤文子的房间里，松尾医生看到书架上有很多与怀孕和育儿相关的书籍，不仅有多次翻阅的痕迹，而且里面很多地方都被用荧光笔标出高亮，还有一些笔记。松尾注意到，这些被标出的地方，大都是在说明“孕妇会表现出怎样的症状”。

回到医院，松尾向船桥医生介绍了自己看到和了解到的情况，船桥医生也觉得加藤文子愈发可疑，于是两人悄悄地报了警。

为了防止刺激产妇情绪，警方的调查也是暗中进行的。

警察们首先着手调查的，是“加藤文子”的真实身份。因为从一些迹象表明，加藤文子很可能具有过“伪装孕妇”的经历，而伪装成孕妇进而进行诈骗，或是有意逃脱惩罚的案例，警方也曾经接手过几起。

调查结果显示，加藤文子确系真名，而且她没有过任何的前科，在本地更没有过“被孕妇敲诈”之类的报警记录。而《母子手帐》上记载的她的生育记录，据市役所的工作人员回忆，是她“在办事柜台自己声称曾经生过这些孩子”，但是没有获得市役所的认可。直到她这次怀孕之后，市役所才正式发给了她《母子手帐》。

经过鉴定，加藤文子所持的《母子手帐》上的记录，都是她本人伪造记入的，并未盖上市役所工作人员的人名章。

警方由于没有查到任何的犯罪记录，以及加藤文子可能牵扯到的犯罪行为，因此将调查结果告诉了松尾和船桥两位医生后，便终止了调查。

然而，松尾医生对于加藤文子的诊断，并没有随着警方调查的结束而停止。他对加藤文子的初步诊断，是“虚伪性障碍”。

虚伪性障碍（Factitious Disorder），是一种“有意伪装成为病人”的精神障碍。与一般我们所说的“装病”相比，虚伪性障碍有如下特征：

虚伪性障碍患者的目的，并不在于“因为得病而可以免于劳动 / 惩罚 / 获得直接的好处”。

对症状的描述往往会夸大其词，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

患者会为了从身边的人，以及医生、护士等人身上获得关注或安慰，而主动使自己患病。

也就是说，虚伪性障碍的患者，并不仅仅会停留在“装病”的阶段，甚至有可能会为了让“病情更真实”，而主动使自己患病或者受伤。在一些极端的案例中，一些患者甚至会主动要求医院对自己进行手术，甚至肢体切除，从而在他人的慰问中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

当这样的心理障碍问题发展成为慢性的严重症状时，也被称为“孟乔森综合症 （ Munchausen Syndrome ）”。

孟乔森综合症，得名于一名生活在18世纪的普鲁士贵族“孟乔森男爵”，全名为 卡尔・弗里德里希・希耶罗纽姆斯・孟乔森 。他1720年出生于下萨克森的博登韦尔德尔，17岁追随安东尼・乌尔里希公爵前往俄国，之后在俄国军队中任骑兵少尉。参加过几场战争后，孟乔森在1744年结婚，并回到家乡，继承了家中的男爵爵位。在他的晚年，他喜欢结交各种朋友，并且常常将朋友们叫到家中聚会。在聚会上，他就会将自己的一些经历，吹嘘成各种耸人听闻的奇遇，包括坐着炮弹飞上了月球，拽着自己的头发从流沙中脱险，用树胶把被劈成两半的战马粘起来接着跑等等。

由于这些故事的编造，目的都在于吸引周围人的注意和关心，因此与之类似的，编造自己的病症，甚至是自残以获得周围人的关心和同情的这种心理疾患，就被称为了“孟乔森综合症”。

“虚伪性障碍”在 DSM-IV 中的分类里，被区别为三种情况：

伪装心理症状为主：患者会有意识地伪装出符合心理疾病特点的症状，例如抑郁、躁狂等等。然而，这些伪装的目的并不在于获得实际的利益，而是希望获得他人的关注。

伪装身体症状为主：患者会伪装出持续发烧、不明原因的疼痛、持续不能愈合的外伤、昏迷、腹泻等等症状；为了让症状更加真实，一些患者会给自己注射脏水、尿液，向化验用的血样或尿样中添加异物，摩擦加热体温计以获得发烧的温度，突然假装昏厥，甚至吞服对身体有害的物质。

同时伪装心理和身体症状：综合以上两种情况的症状。

对于具有虚伪性障碍的患者，医生往往能够在其身上发现一些确实存在的病症 —— 但这些病症并不足以使他们产生所表现出来的全部症状。而对于病人是“装病”还是确实有“疑难杂症”，需要专业人士进行谨慎的鉴别后才能够得知。

而另外一种表现有些类似的病症，被称为 身体表现性障碍 （ Somatic Symptom Disorder）。

这种患者的特征是过度担心自己的健康情况，从而产生了较强的心理压力，最终形成了明显的生理痛苦和身体机能障碍。这样的患者往往长期就医，但医生却无法从器官病变上找到病因，继而引发患者对于医生的医疗水平，甚至是医疗系统的愤恨感。近年来很多起医患纠纷，导致医生被患者伤害甚至杀死的案例，与这种病症的表现颇为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身体表现性障碍患者的病情，尽管是由于心理因素形成，但其自身却对这种病症的出现无从控制，并且持续产生痛苦。而虚伪性障碍的患者，是有意地“安排自己得病”，因此是可以“控制自己的病情”的。

在加藤文子的案例中，松尾医生通过对加藤文子的观察和访谈，基本对她确诊为虚伪性障碍。然而，在接下来如何对待这样的患者时，医生们却有些犯难。为了商讨出如何应对加藤文子这一病例，妇产科、精神科的医生们进行了商谈。

虚伪性障碍患者的一个普遍特征是，虽然他们非常乐于接受他人的同情和关心，但是却对诊断和治疗持有强烈的戒备心理。很多患者会在自己的病症被医生们质疑调查的阶段，从医疗机构中不辞而别。考虑到加藤文子刚刚生育完，于是医生们决定目前先不对她进行过多的关注，尤其是针对她描述自己的各种病症时所暴露出的矛盾，尽量不要去揭露。

在生下婴儿的三天后，加藤文子对船桥医生提出，自己在这段时间经常出现幻觉和幻听，希望能够对自己进行诊疗。船桥医生给她进行了检查，发现文子确实存在高血压的情况，但不足以使她出现幻听幻视。出于谨慎的考虑，船桥医生请来了精神科松尾医生，希望他能够对加藤文子的精神状况进行评估，并且通知护士，将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带进了婴儿监护室，以避免母亲因为情绪的不稳定，对婴儿进行伤害。

松尾医生的精神评估，进行得很不顺利。加藤文子提出自己不需要精神治疗，并且不想继续配合松尾医生的问诊。一周之后，加藤文子对医院提出，由于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她必须在下周出院后去法庭出庭，否则就会控告医院限制自己的人身自由。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医院只得答应了她的出院要求，但为了新生儿的考虑，船桥医生强迫她接受了“每周三次上门家访”的条件，在固定的时间由专门的婴幼儿保健医生上门，对抚养新生儿进行指导。

2009年5月3日，加藤文子带着新出生后不足月的儿子，离开了医院。然而，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

对于虚伪性障碍，尤其是孟乔森综合症的病情成因，目前为止的研究并无确定结论。根据对一些被确诊患者的过往经历分析，研究者们认为与患者在儿童期和青春期时，遭遇过身体或精神上的虐待有一定的联系。在一部分患者中，儿童时期曾经罹患过重大疾病，或者长期与重病病人共处过的经历。而另一些患者，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受虐倾向。

大部分孟乔森综合症的患者的自我评价普遍较低，容易出现人际交往上的问题。通过伪装病情，将自己放在痛苦、可怜的位置上，从而使自己获得他人的关心和照顾，并逐渐对于这种关系感到满足，期望维持这种与人交往的模式，这是目前研究者们对于孟乔森综合症的诸多推测成因机制中，比较普遍的一种看法。

顺便一提，百度贴吧里有个“装病吧”，内容可劲爆了！

从加藤文子离开医院之后，市役所的工作人员就介入了这起事件。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市役所派出的婴幼儿保健医生都按时来访，在指导加藤文子如何育儿的同时，也担负了对她的心理疏导工作。从聊天中，保健医生得知加藤文子孩子的生父的联系方式，并同孩子父亲取得了联系。

孩子的父亲表示，自己其实是由于忍受不了文子的“作”，才离家出走的。据他回忆，加藤文子时常会做出一些“轻微自残”的行为，例如吞服香皂或洗手液后呕吐，在刷碗时刻意打碎碗碟割伤自己，走路时故意撞到台阶等等。最初他只是以为文子是运动机能不协调，笨手笨脚，但时间一长他才发现，加藤文子常常会在受伤后，将受伤的情况拍下来发在自己的博客中，或者发送给她自己的朋友们。事实上，很多朋友也早已厌烦了她的这种行为，纷纷断绝了与她的联系。

随着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加藤文子的“自残卖惨”行为却更加变本加厉，甚至在家里自己撞得鼻青脸肿之后，向邻居们哭诉遭遇了家庭暴力。最终，这名丈夫选择了离家出走。

所幸的是，由于有市役所工作人员的跟进，孩子的发育一切正常。在之后的几年里，市役所的工作人员帮助加藤文子联系了幼儿园，安排了孩子的入园。2014年4月，加藤文子的儿子升入了小学，市役所对她家的持续走访正式宣告结束。

然而，更可怕的事情，却刚刚开始。

我们下篇再聊：《为何她的孩子总是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