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族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部族，据《史记·殷本纪》的记载，商族的始祖契约略与夏禹同时。相传他曾跟禹一同治水，被舜任命为司徒，说明他们当时可能共处于一个部落联盟中。传说契的母亲简狄“见玄鸟坠其卵”，遂“取而吞之，因孕生契”。这种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故事，意味着商族也和世界上其它民族一样，在远古时曾经历过漫长的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大概传到契，商族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契以下的世系是按父系排列的。从契至大乙（即成汤）传了十四世，大乙汤时才完成了灭夏的事业。史称“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汤以前这十四世先公时期，大体上相当于历史上的夏代；从大乙汤至帝辛即历史上的殷商王朝。《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自契以来的先公先王，在殷虚出土的甲骨文中基本上都得到了证实，所以，太史公的记载大致可信。

众所周知，安阳是考古界所公认的盘庚以后的都城，晚商文化即以安阳小屯的殷虚为代表。1954年在郑州市人民公园发现了相当于殷虚的晚商文化层迭压在二里冈期文化之上的地层关系，从而又确定了二里冈期商文化早于殷虚的关系。我们已知偃师二里头遗址的一、二期文化是属于夏文化，而三、四期文化是早商文化。二里头三、四期从时期上说，又早于二里冈的商文化。二里头三期文化无论从年代或陶器上都与二里冈下层近似，在文化面貌上表现了一脉相承的作风。陶器的制法，都是以轮制、模制和轮模合制为主，陶器都流行圜底，纹饰都以绳纹为主。可以推测二里冈下层文化是继二里头三、四期类型文化发展起来的。

从考古学上清楚地表明商族在灭夏后最初阶段的活动地域，主要是在今河南的洛阳、郑州和安阳一带。但先商时期的商族在灭夏之前是从哪里来到河南中部的呢？这是史学界一个长期聚讼不决的问题。

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说，商族的始祖契被封在商。郑玄说这个商“在太华之阳”。晋时皇甫谧谓即“上洛、商是也”。这就是说商族的始居地在现在的陕西。《殷本纪》又说商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可见“亳”也是商族最早的居地。司马迁还说：“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太史公这几句话的意思，则固以汤所居之亳在西方。此后，许慎《说文》称：“亳，京兆杜陵亭也。”《史记·六国表》《集解》引徐广说：“京兆杜县有亳亭。”总之，汉、晋期间司马迁、许慎、郑玄、皇甫谧、徐广等人，无一不说商族兴起地“商”和“亳”在西土。

近代王国维则一反旧说，明确指出商族早期的居留地“商”和“亳”决不在关中，而认为“商”是河南的商丘，“亳”则位于今山东的曹县。丁山不同意王氏的说法，而谓“商”地“当在漳水流域，决非两周时代宋人所居之商丘”。又说：“我敢论定商人发祥地决在今永定河与河之间。”徐中舒先生从1930年起就坚决地打破商族西来说，而谓：“古代环渤海而居之民族即为中国文化之创始者，而商民族即起于此。史称商代建都之地，前八而后五。就其迁徙之迹观之，似有由东而西渐之势。与周人之由西而东渐者，适处于相反之地位。”此外，在1934年傅斯年发表的《夷夏东西说》，也认为商代发迹于东北，渤海与古兖州是其建业之地。王、丁、徐、傅四家的论证，虽各不相同，但主商族起于东方，则是一致的。

近年来金景芳先生提出商人起源于北方，谓商远祖昭明所居之砥石在辽水发源处，今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白岔山。邹衡先生则说：“商文化是来自黄河西边的冀州之域，是沿着太行山东麓逐步南下的。”又说先商文化“应该是从山西省来的”。

（一）从图腾信仰上论证

传说古商族是以玄鸟为图腾的。《诗·商颂》之《玄鸟》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又称：“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商颂》是春秋时商之后裔宋人的诗，宋人用玄鸟生商来歌颂其祖先，其传说总是比较古老的。《楚辞·天问》也说：“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这也是指商族鸟降神话的较早传说。这个故事的梗概，《吕氏春秋》和《史记》所记比较详细：

“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商族在上古时代曾以鸟作为图腾，不但见之于文献上的传说，在殷虚出土的甲骨文中也可以找到直接可靠的证据。胡厚宣先生曾从甲骨卜辞中找到一些祭祀商的远祖王亥的卜辞，王亥之“亥”字有些作“”、“”等形体，从亥从鸟或从隹，隹也是鸟形。胡先生认为这是商族以鸟为图腾的确证。这是非常正确的。又晚商铜器有《玄妇方罍》，其铭有“玄鸟妇”三字合文。于省吾先生谓此“是研究商人图腾的唯一珍贵史料，系商代金文中所保留下来的先世玄鸟图腾的残余”。可见商族以鸟为图腾的根据是确实可信的。

从古文献上看，以鸟为图腾的古部族，有淮夷、夫馀、高句丽、嬴秦等族：

“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按少皞为春秋时的淮夷诸族之祖。所以，这意味着淮夷以鸟为图腾。）

“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如大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名东明······东明善射······南至掩淲水······因都，王夫馀，故北夷有夫馀国焉。”

“高句丽者，出于夫馀。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殻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朱蒙遂至普述水······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

“秦之先，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日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

（二）商的远祖居地近海

《诗·商颂》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为先商甚早之先王，竟能戡定海外，可以推想当时商族决不能远在西方的关中，很可能住东方滨海一带，才能声威远震海外。前已说过，《商颂》为商族后裔春秋时的宋人称颂其祖宗而作。其追述先人掌故，当有所根据。考《商书·尹告篇》佚文谓，“尹躬先见于西邑夏”，夏晚期的都邑在河南中部的洛阳、偃师一带，而商人称之为“西邑”，则商族当时的根据地必在今河南省之东，当无问题。

（三）王亥、王恒与有易的斗争

《山海经·大荒东经》谓：“有困民国，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讬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纪年》曰：“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緜臣也。”王国维认为《山海经》、《竹书纪年》中的“王亥”与《楚辞·天问》所说的“该”是同一人同一个故事。《天问》云：

“该秉季德，厥父其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昏微尊迹，有狄不宁。”

从《天问》所述这个故事上可以看出，王恒、王亥当为兄弟，同为王季之子，昏、微则为王季之孙。商的远祖，祖孙三代长期与有易斗争，最后，上甲微假师于河伯，卒能战胜有易。揆诸当时情势，商人必为有易之近邻才有可能。有易据王国维的说法，地处今河北省的易水流域，则那时商族必在今河北省中部或南部从可知矣。

（四）从商和亳的地望定商为东土之族

从文献上可知商的先世是一个经常迁徙的部族，汉张衡《西京赋》称：“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尚书序》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史记·殷本纪》同。较古的文献所记，自契至汤八迁的具体地名不多，计有：

甲、商。《荀子·成相》：“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史记·殷本纪》称契封于商。

乙、商丘。《左传》襄公九年谓：“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世本》“相土徙商丘，本颛顼之虚。”

丙、蕃。《世本》：“契居蕃。”

丁、砥石。《世本》：“昭明居砥石。”又见《荀子·成相》，前已引。

戊、亳。《史记·殷本纪》：“汤始居亳，从先王居。”

商汤以前所居留之地，主要的是“商”和“亳”两地，下面我们分条讨论。

第一，商与滳水、漳河。

先说“商”。《史记·殷本纪》称商族的老祖宗契，封于商。《荀子·成相篇》称“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左传》襄公九年又称，相土居商丘。这就是说商族最早的先王居地是“商”。然《诗·商颂》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又称“帝立子生商”。则“商”又不象地名，而似人名，或者是族名。从文献和卜辞中看，从未见过商的始祖有名商的。所以，我们猜想“商”还是以族名为是。这就是说，他们的族是玄鸟生的。玄鸟是他们所崇拜的图腾。甲骨文的“商”字作“”或“”形，上面的“”即凤凰的凤字上部之鸟冠，大概商字以“”代表他们所崇拜的鸟图腾，而“”，徐中舒先生说似穴居形。所以我们说“商”字似乎是商族用以称呼自己的族名。后人就把商族居处之地，也名之为“商”了。

商和商丘是两地？还是一地二名呢？自来众说纷纭无定论。《诗经·商颂》《正义》谓：“经典之言商者皆谓之商，未有称为商丘者。”这是主张商和商丘为二地；但是，杜预《春秋释地》却说：“宋、商、商丘，三名一地。”王国维也说，古之宋国，实名商丘，就是今河南省之商丘。现代学者多从之。然宋地在微子未封前乃名宋，不名商丘。这已清楚地记载于《史记·宋世家》。殷虚卜辞中有宋伯：“······取宋〔伯〕？”“己卯卜王贞，鼓其取宋伯？······”这个“宋”是否指今河南商丘，虽不能定，但由此可知至迟在商的晚年，早已有“宋”之名。故不得把灭夏前的商或商丘说成是今河南归德之商丘。

《水经注》瓠子河条说：

“河水旧东决，迁濮阳城东北，故卫也，帝颛顼之虚，昔颛顼自窮桑徙此，号日商丘，或谓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都，殷相土又都之。故春秋传曰，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也。”

“帝相徙于商丘，依同姓诸侯斟寻。”

“卫迁于帝丘······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

《史记·郑世家》述唐尧迁其火正阏伯于商丘，《集解》引贾逵曰：“商丘在漳南。”这个“漳”即指河北省南部的漳水。可见这个商丘处在河北省的漳水旁边。

总之，从古文献上看，古代地名叫“商”或“商丘”的不止一处。河南旧归德地有商丘(即今商丘县），黄河北的濮阳有商丘，河北漳水流域也有商丘。

殷虚卜辞是晚商的遗物，卜辞中的地名有商、中商、大邑商、天邑商、丘商等。这些地名，可能不是一地。罗振玉谓卜辞中屡言“入商”，田游所至曰“往”、曰“出”，商独言入，可知文丁、帝乙之世虽居河北，国号尚称“商”。又谓“天邑商”即“大邑商”之。董作宾以为大邑商是商丘。他见《殷虚书契后编》有片作“才商贞，今日步于亳”一语，因知商与亳相近，认为商是今河南商丘，亳是穀熟之南亳。陈梦家先生综合有关卜辞而推测商之地望如下：商、商丘，今商丘附近；大邑商，今沁阳附近；天邑商，可能为朝歌之商邑，今淇县东北；中商，可能在今安阳。陈先生所考的诸商地望，虽然未必都正确（如商、商丘恐怕不在今商丘。天邑商也未必是朝歌一个小地名等），但指出名商者不是一地则是合乎史实的。丁山说，殷商时代可能有两个以上的都城，“大邑商”是首都，那么，“中商”该是陪都。无论首都、陪都总是名商。《史记》称卫为“商墟”，正是应用商代的本名，比较“殷墟”为合理。

这些称“商”的地名，大概是由商族最早的一个名商的居地，随着他们的后裔到各处移徙，而把商这个原名也带到各地去而层化出来的。

较早的“商”或“商丘”是在什么地方呢？

丁山认为“商”地得名于滳水，卜辞中有此水：

“王涉滳，射，又鹿、。”

“涉滳、至，射左豕、。”

漳水始见于《禹贡》：“覃怀底绩，至于衡漳。”衡漳，《汉书·地理志》作浊漳水。谓浊漳水出自山西省，“东至邺，入清漳”。《水经注·河水篇》，“又东北过高唐县东，又东北过杨虚县东，商河出焉。”这条商河俗称小漳河，或称清水（实即清漳水），也就是《史记·苏秦传》中所谓“赵，南有河漳，东有清河”的“清河”。漳水下游，丁山说分为两支：“一支由滹沱入海，所谓浊漳也；一支由滹河故渎、张甲河左读。屯氏河故渎入小漳河，所谓清谭也。清漳下游一名商河，正与卜辞所见滳水名字相应。殷商时代漳河的干流，应该属此。”漳水滳水的原委，分析得很清楚。

明白了滳水与漳河，滹沱河的支干系统关系，又知道了商族的商地最初可就与滳水有关，这就可以使我们推想，商族的发祥地当在今河北省中南部滹沱河与漳河流域一带。契被封于商、昭明所迁的商和相土“因之”的商丘，由于史料的缺乏，还难以指实其地，但必不出这个范围。《左传》定公九年说，“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郑笺以为东都当在泰山下。则相土所居之商丘，必在泰山之西。这和上面我们所划定的范围也是相合的。

第二，汤在灭夏前所居之亳。

《史记》称商开国祖先成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可见“亳”不仅是汤居留之地，又是在他以前，其祖先居住过的地方。考古地名以“亳”名者甚多，故汤所居之亳究在何地，自汉起，古今聚讼了两千年，也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汤所居亳的地望，流行的说法主要有六说：

1．关中说。司马迁《史记·六国表序》谓：“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集解》引徐广曰：“京兆杜县有亳亭。”许慎《说文》“高部”也说：“亳，京兆杜陵亭也。”

2．偃师西亳说。《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下曰：“尸乡，殷汤所都。”《尚书正义》引郑玄谓：“亳，今河南偃师县有汤亭。”

3．河南商丘南亳说。《史记·殷本纪》之《集解》引皇甫谧说：“梁国，穀熟为南亳，即汤都也。”

4．山东曹县北亳（景亳或曰蒙亳）说。《后汉书·郡国志》注引皇甫谧《帝王世纪》：“蒙有北亳，即景亳，汤所盟处。”《汉书·地理志》山阳郡薄县下引臣瓒注：“汤所都”，薄与亳二字通用。此亳地在今山东曹县南二十里。王国维主此说。

5。河南内黄说。岑仲勉《黄河变迁史》所提出。

6．郑州说。见邹衡《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

内黄说和郑州说，根据近人所提出之证据，至多只能证明这两地也有“亳”称。至于是否就是汤之所居，实在也并没有什么有力证据。如内黄之亳，岑仲勉先生所根据的材料是明清的文献，可靠性已成问题。何况这也和“与葛为邻”不合。邹衡先生的郑州说，虽然提出了四条证据，可惜都有薄弱之嫌。比如说郑州发现了东周时期的“亳”字陶文，证明“郑州商城在东周时仍名亳”。它能说明的问题也就止于此矣。至于是不是汤都，它却帮不了多大忙。因为历史上名为亳的地名太多了。

郑州距宁陵县的葛很遥远。邹衡先生也觉得不合，于是又在郑州南找到名长葛和葛伯城两个具有葛字的地名，以弥补其“与葛为邻”的缺陷。遗憾的是长葛北距郑州至少也有一百六七十里，葛伯城北距郑州在三百里左右，要“使亳众往为之耕”，也同样是不合情理的。

根据《尚书·尹告》佚文“尹躬先见于西邑夏”，则当时汤所居之亳在夏桀都之东。夏桀亡国时之都邑确在伊、洛流域（即所谓伊洛竭而夏亡，详证见另文），汤之用兵次序，《书》称“汤一征自葛始”，《诗·商颂》称“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葛在今河南宁陵县，韦在今河南滑县，顾即卜辞中的“雇”，在黄河北岸的原武、原阳一带，昆吾在今河南濮阳县附近。这些与夏同盟的小氏族方国，都处在夏和亳之间。商汤用兵系自东徂西，首先征服夏在东方的同盟与国，为征夏扫清道路。然后，再一举灭夏。若以汤所居之亳在郑州商城，则葛、韦、顾、昆吾都在商都的东面和东北面，有的比距离夏都还远。汤何以不直接西征夏，而却先用兵于东方和北方。这是与汤的用兵路线不合的。

汤在未灭夏以前所居之亳，通过上面的分析，所举诸说都有不可掩饰的缺点。我们认为还是应当以《尚书》、《诗经》和《孟子》所反映的情况为主要依据，凡是与此不合的，都必须抛弃。检验的结果，诸说中以第四说，即今山东曹县的北亳说比较合理。王国维的《说亳》从三方面加以证实。其中固也有一些可商之处，但基本的结论还是难以动摇的。

最后附带再谈谈偃师西亳问题。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否定了它是汤在灭夏前所居之亳，可是自汉班固、郑玄以来。都说这个地方是汤都，还是事出有因的，不能忽视。

我们讲过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其文化堆积层，分为四期，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的早期文化，并且二里头三期层中还发现了宫殿遗址。三期的绝对年代经放射性碳素测定距今3210±90年（公元前1245±90年），树轮校正年代范围是公元前1300—1500年，正相当于商代早期。亳无疑问，这座宫殿遗址是商代早期的。

由于这个早商遗址的发现，于是有些考古学者又提出了关于汤都西亳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是汤都西亳有力的实物证据。我们认为，假师二里头早商遗址虽然是早商文化，但从地区上看，不可能是汤灭夏前汤所居的亳，已辨如前。但是，汤灭夏之后，很可能即把商都从东方的亳迁到夏都，又把亳这个名带到新都。偃师二里头遗址的一、二期是夏文化，也就是夏晚期的政治中心。二里头三、四期便是商都亳了。《齐侯鎛》铭文：“虩虩成唐（汤），又严在帝所，尃受天命······咸有九州，处禹之堵（都）。”这是成汤灭夏后而移居其他，由夏都变为商都的证明。此器作于春秋中世，其传说可能较古。并且再从二里头的宫殿遗址的年代和规模上看，都是和商汤王朝早期的亳都相符合的。

所以，若说偃师西亳是汤灭夏前所居之亳，是不对的。但若说偃师西亳是汤灭夏后的商都，可能是真实的。

综合上面商和亳的地望考察，都在都暗示我们，商原为东土之族。

（五）“亳”地名之蔓延与远古商族移徙之迹

前面我们在讨论汤都亳的问题时，已经看出名“亳”的地名有六个之多。其实若仔细统计一下，真实的数字要大大超过此数。如《左传》昭公九年传云：“昔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这是近于幽燕之亳，可能在易水流域。《春秋经》襄公十一年谓诸国伐郑，“同盟于亳城北”。此则为郑地之亳。《左传》定公六年传谓“盟国人于亳社”，此鲁国之亳。同名“亳”的地点这么多，当然，这些名“亳”者绝对不会都与商汤有直接关系。但是，这么多名“亳”的地名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商族在古时频繁迁徙造成的。

先商时代的商族还停留在氏族社会阶段，营着粗放的农业或畜牧的经济生活。他们基本上是逐水草而居，无一定久住之处。史称商汤以前“八迁无定处”。从历史的惯例看，迁徙的民族，往往以其旧居之名，名后迁到之新土。这条惯例，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是数见不鲜的。如周的京都在陕西为宗周，东迁河南后为成周；鲁原在河南鲁山，后徙封于山东名鲁国；燕原来在山西，后徙封于河北北境仍名燕；韩本在渭水流域，后来北迁至河北的北部，战国时的魏本在河东，迁都河南开封后仍号魏。又如后代南北朝时有所谓侨州侨县。许多北方人民跟随东音南迁，所住地方仍依他们的旧日家乡来命名：从冀州南迁的叫作南冀州，从雍州南迁的叫作东雍州。世界史上如十六、七世纪西班牙人初到中美、南美，于是就名其地为新西班牙；英人到了北美中部东陲，于是就号其地为新英伦。英、美同名的地名相当多，如波斯顿、牛津、剑桥等，都是这么来的。这种民族习惯，古今中外大致相同。商族的祖先居地，早先可能名“亳”。后来他们由于生活的需要而逐渐迁于它地，当然也会沿此习惯，把“亳”的地名带到新地去。于是随着他们的迁徙，以“亳”为名的地名也散而之四方，从高名的蔓延上，我们可以考见当时商族的发祥地和迁徙路线和范围。

《史记》称“汤始居亳，从先王居”。意思是说，成汤的先王所居之地也名亳，这可能是异地同名。成汤最早的先王是契，《世本》称“契居蕃”，“蕃”或作“番”。这里的“蕃”或“番”，据丁山说“是亳字音”，我觉得很可能，二字古韵部虽然不易通转（蕃、番在段氏十四部，而亳在段氏五部），但声纽是可通的。由此可证“契居蕃”就是“契居亳”。这个亳应在北方，就是《左传》昭公九年说的“肃慎、燕、亳”的“亳”。这个亳与肃慎、燕连言，三地必为相邻地区。肃慎地在东北，燕在今北京，则此亳也必在河北省的北部。丁山认为“在易水流域”，这可能就是契所居之地。按《说文》“邑部”：“，周封黄帝之后于。从邑、契声，上谷有幺。，《礼记·乐记》作“蓟”。《史记·乐毅传》称为蓟邱。《汉书·地理志》谓蓟县属广阳国，“故燕国，召公所封”。，丁山说，“显然得名于契”。由此可以推测，契所居之蕃或亳，必近燕，这当然就是“肃慎、燕、亳”之亳了。

商的始祖居于河北易水流域之亳地，其后世子孙散而他迁，于是以“亳”为名的地名，可能要遗留于各地。

我们从历史地理上看，在河北省的中南部和山东河水、济水流域，有一些与“亳”名有关联的地名、水名。如“薄”、“博”和“蒲吾”、“番吾”、“蒲姑”、“薄姑”等等：

1．博水、博陵、蒲水、蒲阴。《水经》：“水又东，过博陵县南”，注云：“水东北，迳陵阳亭东，又北，左会博水。······博水又东北，左则濡水注之。水出蒲阴县西昌安郭南。······潘水又东得蒲水口，······《地理志》日，‘城在蒲水之阴’。······博水自望都东至高阳入于镪是也。”

2．蒲吾、番吾。《汉书·地理志》谓常山郡有蒲吾县；《史记·赵世家》与《苏传》作“番吾”。

3．蒲姑、薄姑。《左传》昭公九年传云“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左传》昭公二十年传谓晏子对齐景公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史记·周本纪》谓周公东征，“残奄，迁其君薄姑”。《书序》作“蒲姑”。

文献上这些古地名中的博、蒲、薄、番，以声类韵部求之，可能都是“亳”字一音之转。“亳”字为并纽铎韵字，上古音为〔 b' wak〕，段玉裁定为五部。“薄”与“亳”声完全相同，可以不论。而“博”〔Pwak〕字与“亳”仅清浊的分别，二字同为五部字。“蒲”为模韵，《切韵》音为〔b'uo〕，但模部字上古音应有浊纽〔-g〕的韵尾，段玉裁也定为五部字，故与亳相通。“番”的韵部虽然与“亳”字音较远（番字是段玉裁第十四部字）。但其声母与“亳”也是可以通转的（番字切韵音为帮、滂等纽字，但防从之“采”为并纽字，与“亳”同）。

至于薄姑。蒲姑、蒲吾与番吾两字名中的“姑”和“吾”两字，一为见纽，一为疑纽，都是舌根音，发音部位相同。所以，蒲吾、番吾也就是薄姑。这些名虽然写法不同，但实际上都来源于“亳”字。因为“亳”上古音是〔b'wak〕，若缓读之，韵尾辅音之〔-k〕，用见纽的“姑”，或疑纽的“吾”标出，即成“薄姑”、“蒲姑”、“蒲吾”、“番吾”两字。“亳”字的古音仍保存于日本，日语中吴音读“亳”为〔baku〕，与“薄姑”二字音极相近。

据此，则博水、蒲水、蒲吾、番吾都可能是商族最早居地“亳”字一音之变，是商契的后裔移徙时带到各地的遗迹。博水、蒲水、蒲吾等地名大致分布的地域，和前面我们讼论商、滳水、漳水、滹沱河等地时所得的结论，认为商族最早生活在河北省中南部一带，若合符节。

《世本》和《苟子·成相篇》都说商远祖昭明居砥石。这个砥石所在也应当不出河北省的中南部。丁山说：“砥为泜字传写之误。”又谓砥石即泜水与石济水的混名。《山海经·北山经》说出于敦与之山的有泜水。又《汉志》谓常山郡房子县赞皇山，石济水所出，东流入泜。由于石济水入泜水，泜水自可名为泜石水。所以，砥石应在今河北省的元氏、平山一带。1978年河北省元氏县西张村出土一批带铭文的西周铜器。其中叔父卣和尊的铭文有“女用乡乃辟侯”的文字，臣谏簋铭文有“隹戎大出〔于〕”，“亚旅处于”。这里的“”可能就是“砥石”的“砥”。而侯或即西周封于“”的贵族。李学勤、唐云明两先生也认为这里的“”就是“泜”，“国实由地处泜水流域而得名”。这种论断是正确的。有的学者认为商祖昭明所居之砥石在辽水源处，以《淮南子·墬形训》的“辽出砥石”的“砥石”说之，恐怕失之过远了。

又《吕氏春秋·慎大览》：“亲郼如夏。”高诱曰：“郼读如衣，今兖州人谓殷氏皆巨衣。”《书·康诰》：“文王殪戎殷”，《礼记·中庸》作“壹戎衣”。《沈子它》：“念自先王先公廼克衣。”这些“衣”即“殷”。故知殷、衣、郼三字古通用，郼即衛字，“衛”为康侯所封之国，地在衛辉、大名一带，古时豕韋所居。《左传》哀公二十四年传，杜注：“东郡白马县东南有韋城。”晋之白马县当今滑县东。《吕氏春秋·有始览》云：“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过去的学者早已提出殷、衣、郼、韋、卫兖诸字，从音韵学上看可能出于一源，后世逐渐分化为不同之名。这个所谓殷、衣、卫、兖的地望，大概就在大河与济水之间。现在所熟悉的安阳小屯村的殷虚，则是盘庚迁都以后的事。

考察一下博水、蒲吾、砥石及韋、兖、殷诸地的分布情况，则成汤以前先公发祥自北而南之踪迹，已历历在目。

至于蒲姑、薄姑的地望，据春秋时王使詹桓伯所说的“蒲姑商奄，吾东土也”。这个“蒲姑”，杜注：“乐安博昌县北有薄始城。”按《汉志》千乘郡有博昌县，即今山东的博兴县。其它如春秋鲁哀公十一年伐齐克博，杜注：博，“齐邑也”。战国时齐有博邑，有博陵，有博关。这些地名又多在山东西北部。两周时齐国的南面是鲁国，鲁有亳社，如《左传》定公六年传说：“阳虎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春秋》哀公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灾”。《公羊传》作“蒲社”，并谓“蒲社者何？亡国之社也。”周人所谓“亡国之社”，当然是指的商社。可见鲁地也有“亳”称。《左传》哀公十四年载宋景公曰：“薄、宗邑也。”“薄”即“亳”，是春秋末年宋亦有“亳”。

小屯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遗址，对商代前期、中期三百多年的文化遗存，过去人们了解得很少。解放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在郑州发现了以二里冈期为代表的商代文化，面积约为二十五平方公里，埋藏着丰富的遗迹和遗物。这处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证明，相当于殷墟的晚商文化层迭压在二里冈期商文化层之上，从而确定了郑州二里冈商代遗址比安阳“殷墟”的年代早。在郑州商代遗址中心，还发现了一座商代城墙遗址。郑州商代遗址的时代是早商还是中商？在学术界是有分歧的。属于这一时期的商代文物，1973年还有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发掘的商代遗址，和1963年在湖北黄陂盘龙城所发掘的商代遗址。我们赞成把郑州商城、藁城台西村和黄陂盘龙城三个遗址，定在商代的中期阶段。因为从郑州地区考古上，已确证其层位关系是：龙山晚期早于二里头，二里头期早于二里冈期。前面我们已谈过二里头三、四期是商汤灭夏以后，商的早期文化。则更在其后的郑州二里冈、商城自然是属于中商文化了。

商汤以前的先商文化遗址，为考古界所一致明确承认的，还一个也没有。像殷商这样一个泱泱大族，当然不会是自建立商王朝以后才出现的。但是，他们在先商阶段为什么没有一点踪迹呢？不外两个原因。一个是尚埋在地下，未被发现；一个是已经发现了，但尚未被认识。

从文献上看，商汤的灭夏是从东向西征的。他们当时称夏为“西邑夏”，则先商族的文化遗址，应当在夏的政治中心伊、洛、偃师的东面，也就是说应当在河南的东北部和山东的西部去找。这一带的史前新石器文化遗址，现在已发现的有河南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等。

山东的龙山文化，除了与河南龙山文化的一支有联系和有互相影响之外，似乎有一个本地的来源。夏鼐先生曾说：“最近几年的新发现，证明这个本地的来源便是大汶口文化。”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的关系，十几年来积累的资料表明，大汶口文化早于山东龙山文化。两个文化的共有的代表性器物—鬶和蛋壳黑陶杯，一脉相承，吻合无间，其渊源关系十分清楚。七十年代山东日照县东海峪的遗址，第一次揭示了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到山东龙山文化早期的过渡地层。因为上层属山东龙山文化早期，下层属大汶口文化晚期，中层具有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向山东龙山文化早期过渡的性质。这就可以说明大汶口文化和山东的龙山文化是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的前后不同的发展阶段。

我们感觉到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中的一支，有一些共同特点，并都与商代的文化有关联。如白陶、黑陶及大量的专用酒器成组随葬，玉器装饰、象牙雕刻、卜骨等等。这都是殷商的文化特征，而这些又基本上也都出现在这三种文化的遗存中。根据这些现象，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想：就是说，河南地区偏东部的一支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就是远古的先商文化呢？考古界的学者们，近来是有这种想法的。

如果我们这个推测不错的话，那就是说，先商的部落，在远古的母系氏族时期，可能是在山东一带活动。后来，大概有一支向南移徙，就构成了苏北和皖北一带的大汶口文化（包有部分青莲岗文化），可能就是古文献上远古的东夷族的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的晚期有一支向北发展到河北省的北部与辽宁一带，构成了夏家店下层文化。

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通过内蒙古敖汉旗白斯朗营子、辽宁北票县丰下遗址和赤峰县四分地遗址的发掘，认识逐渐明确。它早期的文化遗存包含的龙山文化因素较为明显。这类遗址和墓中越是早期，磨光黑陶占的比重就越大，并且都有卜骨的出现。这也反映了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承受龙山文化的影响发展而来的。1972年在辽宁北票丰下遗址出土的彩绘黑陶器上，那种由曲折而相互勾连的类似云雷纹的母题构成的复杂图案，峪示出与商代青铜器花纹的内在联系。1974年在辽宁省敖汉旗（今属内蒙古）大甸子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所出的彩绘陶器上的花纹，与商代青铜器花纹也显示着有密切关系。总的看来，夏家店下层文化既包含有浓厚的龙山文化因素，又具有殷商文化因素的特点。当然这不是说，夏家店文化是殷商文化的前身，而只是说它和中原的殷商文化可能有着共同的根源（夏家店文化在大甸子墓葬中发现两件小青铜器，赤峰四分地同一类型文化遗址的一座窖穴中，出土一件刻有合范的符号的铸铜小陶范。所以，在当时已进至青铜时代）。

山东的龙山文化还有一支不知什么时候向西北进入到河北省的中部。这一支可能就是殷商文化的正身。因为从古史传说上这一带正是商的远祖契、昭明、相土、王恒、王亥等所居留过的地域。那时先商氏族部落营游牧生活，居依水草，迁徙无常。古人类文化的发展也不能不在河流附近。那时殷商部族的踪迹，似乎就在黄河入渤海的三角洲。易水、清漳水、浊漳水（滳水）、泜水、博水等，纵横其间，古黄河也经这一带入海。古黄河的入海处，由于文献不足，久已失考。《禹贡》在导河一节里，也语焉不详。前人已有“自大伾以下，水道难考”之叹。《礼记·礼器》：“晋人将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恶池。”郑注：“恶当为呼，声之误也。”《释文》：“池，大河反。”所以“恶池”实即“滹沱”，而“滹沱”二字《切韵》音为〔 〕。古汉语中浊纽的〔-d'〕易于失落。有的学者就主张“滹沱”二字急读即是“河”〔〕字一音。所以，河北省的滹沱河可能是古黄河的故道，一直流经河北省的北方入海。有易之国距河不远，因而才有上甲微假师于河伯以灭有易的故事。

古人类在营着流动移徙生活的过程中，从某处迁移到另一地时，总不会整族迁移。可能有的迁走，有的留住。在河北省中部居留的先商族，逐步南迁时，也会有一部分仍居留原地。解放后，我们在石家庄、保定、满城、蠡县、平山、获鹿、赵县、新安、曲阳、定县、邢台、隆尧、内丘、宁晋、藁城等地，发现了商代中晚期的遗址和墓地，达四十多处。所出的青铜器造型古朴，与殷虚遗物作风基本相似。这种现象就是由于远古商族有迁有留的特点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