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联合国关于日本慰安妇制度罪行的报告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世界上第一个由日本军队管理的正式的慰安所一“杨家宅娱乐所” 就在上海。

1937年8月13日，日军挑起的淞沪之战爆发。经过三个月的血战，11月12日，中国军队被迫撤离，上海租界以外的地区全部沦陷，日本驻扎官兵达10万之多。

1938年1月2日，妇科出身的军医麻生彻男做手术的时候突然接到日军特务部的一个紧急命令：“为设立陆军娱乐所，立即去其美路沙泾小学，对集结在那里的百余名女子进行身体检查。”

他不敢怠慢，马上赶去。这批女子年龄在20到40岁之间，其中24名为日本北九州人，其余80名为朝鲜人。检查完毕后，他向特务部报告：“24名日本女子都患有不同程度的花柳病，而朝鲜人多是处子之身。由此可知道，日本女子多是娼妓，而朝鲜女子则是被诱骗来的良家女子。

之后，这批女子则被送去“杨家宅娱乐所”成为第一批真正的慰安妇。根据考证，“杨家宅娱乐所”不在杨家宅，而在东沈家宅。由于两者相距不到百米，日军误认为是杨家宅。 至此，由日军直接管理的真正意义上的慰安所建立起来了。此后日军又在上海其他地方、南京等地陆续建立起大批慰安所并在其占领区广泛实施。

杨家宅慰安所

据后来学者查明，仅在上海的日军慰安所就有83个。

有人说：“二战中有两大灾难和首创，一是纳粹对犹太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再就是日军推行的慰安妇制度。”

的确，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由日本政府和军部直接策划、各地日军具体执行实施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慰安妇行为，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可耻的集体行为。

而上海，则是日本施行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这种大规模的摧残女性的行为至此向内陆及东南亚日军占领区蔓延，使中国、韩国、朝鲜、荷兰以及菲律宾等各个国家40余万妇女沦为日军的性奴隶。而中国的慰安妇数量就在20万以上。

时隔近70年，也是在上海这片土地上，来自中国内地的四名受害者和世界各国的150余位专家学者首次在中国土地上控诉、追讨这一日本政府犯下的罪行。2000年3月30日，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山西的万爱花、海南的卓亚扁、上海的陆秀珍和朱巧妹在会上声泪俱下地控诉日军暴行，并播放了海南黄有良的录影控诉，与会者无不动容。

卓亚扁，1923年出生在海南省陵水县祖孝村。19岁时被日军抓去当了慰安妇，被日军蹂躏了长达3年的时间。在被抓去做慰安妇之前，她已有了一个恋人，叫卓开春。卓亚扁被放回来之后不久，卓开春去参加了八路军，五年之后回来二人结了婚。虽然二人结婚后感情很好，可是因为这一段经历带给卓亚扁的伤害太大，怀孕六次都流产了。直到第七次丈夫把她送进医院打针吃药才保住了孩子。

卓亚扁

身体经常流产的同时，日军的暴行对卓亚扁的精神创伤也极大，半夜经常梦到日本兵来强暴她，继而惊醒，泪流满面。由于是村里唯一一个做过慰安妇的人，所以大家也经常议论她，看不起她，甚至辱骂她。这也是大多数幸存下来的慰安妇为何闭口不提自己曾经过往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日军的暴行，她对我的伤害太深了。”卓亚扁说着，眼眶慢慢红了。

2001年7月，卓亚扁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判令日本政府在中、日两国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多次开庭。2006年8月30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法官仅用一分钟便念完了判决书。翻译把这几句话告诉卓亚扁后，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五年来，当初八名原告已有三名去世，65年的伤害，五年多的等待，一分钟宣判，等来的是一个不公正的判决。日本律师告诉卓亚扁，这次日本法庭虽然承认了所犯暴行的事实，但以已过诉讼时效为由宣判败诉。

卓亚扁激动起来，她说：“太不公平了，太不公平了！我要继续打官司一直到死！”

老人流着泪说：“如果生前没得到日本政府的道歉，我死了都闭不上眼睛！”

2017年5月老人去世。

2000年3月30日，在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一位大娘指着自己弯曲变形的身体说：“我的身体就是日军暴行的罪证，我要用我的身体控诉！”

这位受害老人就是万爱花。

此时，她情绪激昂，难以自控。工作人员害怕老人健康出问题，急忙搀扶她下去。在走下台的一刻，她回身高举拳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举动，是在场的人员始料不及的。也许，只有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她才会如此激动，如此有安全感。

1992年12月9日，万爱花出席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日本战后赔偿首次国际听证会”，万爱花成为第一个站出来控诉日军性迫害的中国受害者。在这次国际听证会上，她情绪激，仅仅发言几分钟就因为过度悲愤而晕倒。自1996年以来，万爱花又多次赴日作证和控诉。

在控告日本政府的过程中，万爱花可谓是一名斗士， 一名将自己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的斗士，一名为自己的名誉而战的斗士，因为她遭受了太多的伤痛，经历了太多的耻辱。

“如果在我的有生之年，通过诉讼无法解决赔偿问题，我们的后代将把这个问题继续下去。一年不行就十年，十年不行就二十年，直到问题解决为止。”在研讨会上，万爱花对来参加的学者义正词严地说出了这番话。

接着，她又解释：“我们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 并不是我缺钱花，而是为了伸张正义，为了成千上万的姐妹们澄清冤屈。但是，我们在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认错、道歉的同时，坚持经济赔偿，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是因为我们想告诉某些人，既然对中国人民犯了罪，不能口头道歉敷衍了事，要经济赔偿，给他们压力，让他们知道中国人是不好惹的！”这些话，可谓是道出了众多受害者的心声。

在这之后，中国民间又有十几位勇敢的老人先后走上法庭，就是为了让日本政府向中国人认罪。

2009年3月21日，在山西武乡中国八路军抗日纪念馆举办的“二战日军性暴力图片展”证言会上，她说：“我从60多岁就与日本政府打官司，现在都82岁了，是这些老人中年龄最小的，日本政府之所以一直拖着，就是想把我们拖死。日本政府还没有赔礼道歉，我死不了，活到120岁也死不了。这笔血债是一定要讨的。 ”

在她的身上有着中华民族太多的苦难和耻辱，也闪烁着中国人顽强不屈、疾恶如仇的光辉。

万爱花，被称为“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对日诉讼中国第一人”

万爱花，原名刘春莲，1929年12月12日出生于内蒙古的和林格尔县韭菜沟村。四岁那年，因为个子长得高，被吸食鸦片的父亲当作八岁高价卖给了人贩子，后辗转到了山西盂县羊泉村，给李五小做童养媳，此时她改名灵玉。12岁那年，她与李五小离婚，并嫁给了大她29岁的村干部李季贵。此时日军已在进圭和西烟设立了据点和炮台，而羊泉村处于二者之间。

虽然自小是童养媳，但她思想开明，好学上进，“我从小就非常地恨日本鬼子，11 岁时就参加了村子里的抗日活动。”万爱花说。她经人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并先后担任过村支部委员、副村长、妇救会会长等职，也正因此而遭受了日军极其残酷的折磨。

万爱花第一次被抓是1943年6月7日，日军在扫荡羊泉村时她没来得及逃跑，与村里的四个姑娘一起被带到了进圭据点，当年她14岁。由于叛徒告密，她的共产党员身份暴落了。白天日军将她吊在窑洞外的槐树上毒打，晚上则被士兵拖进窑洞轮奸，目的是逼问共产党名单，她誓死不说。在被关押了21天后的一天晚上，她趁看守不注意破窗逃跑。不幸的是50天后又落入虎口。

这次她又被蹂躏了29天，但机灵的她将门板扛起逃了出来。农历十二月初，日军包围了羊泉，她第三次被抓。为了惩罚她，也是为了让她说出共产党名单，日军把她往死里糟蹋，如坐老虎凳、吊起来头朝下毒打，在头上钉钉子等。最残酷的是在她的头上放上木板，一边坐一个人狠劲往下压她，致使她的身体严重畸形：颈部陷人胸腔，腰部陷人骨盆，胯骨和肋骨骨折，身高由165厘米萎缩到不足150厘米。白天受完酷刑，晚上她又被拖回窑洞遭受蹂躏。

1944年农历正月二十八日，她被折磨得奄奄息， 几天没有醒。日军见她确实没有用了，就将她一丝不挂地扔到了进圭村旁的乌河里，正值正月，河水冰冷刺骨。值得庆幸的是，万爱花被人救起，捡回了一条命。

此后，她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年，顽强地活了下来。不久丈夫患食道癌去世。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她领养了一个女孩，母女两人相依为命。“别人都是养着孩子，我却是孩子养我。”说起自己的女儿，她感到拖累了女儿。稍稍大点儿，女儿就去山上拾柴火，下田干农活。为了生存，她改名叫万爱花。 母女两人从盂县一路乞讨到太原， 并靠替人缝补衣服为生。

“那时经常去一个部队讨吃的，他们都认识我了，知道我有一个可怜的妈，一看我去，就说快给她吃的。”万爱花的女儿说。

后来她没有和女儿住在一起， 而是租住别人的房子。

长期的疾病折磨，反倒让她学会了看病，找她看病的很多都是慕名而来，例如头痛脑热、腰酸腿疼等。她看病全是免费，号过诊过，病人拿着方子到其他地方自己买药。有时，有的病人过意不去，偷偷地留下一些钱给她，但她从不主动开口，这使她十分欣慰。

“自1992年以来，我多次去到日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但是许多年过去了，日本政府始终拒不承认甚至歪曲事实，让我们继续承受日本兵对我们带来的深重灾难。我都是八十多岁的人了，难道日本政府还要无动于衷。眼看我们含恨而死去吗？”万爱花说道。

2013年9月，万爱花含恨去世。至死，她也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道歉和赔偿。

她们虽然遭受了蹂躏，但并不耻辱，耻辱的是日本政府；她们虽然遭受了苦难，但从未停止抗争；最终，她们坚强地活了下来，又顶着屈辱勇敢的站了出来。她们要努力讨回公道，得到应有的道歉及赔偿。虽然她们已经相继离世，但是她们的后人将继续踏着她们的脚步，替她们讨回公道，让她们在九泉之下能够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