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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中年目盲，晚年断腿，半生吃尽苦头。20世纪60年代初，他曾对“民进”中央副主席杨东莼谈及自身命运，用十二个字概括：“左丘失明，孙子膑足，日暮西山。”但就是这样一位命途坎坷的文人，造就了震古烁今的学术伟业，至今为人称道。

陈寅恪

（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

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中山大学等，著有《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

从1925年陈寅恪担任清华国学院的导师开始，关于他的传奇故事就一直在学界流传着，甚至他的名字也被人们一再讨论。他游学欧美，没有拿一个学位，却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四大导师；他号称“教授的教授”“大师中的大师”，被中外学者一致推崇；连同是国学大师的刘文典都说，陈寅恪值四百，自己值四十。

陈寅恪一生洁身自好，潜心治学，提携后进，尽管中年眼盲，晚年肢残，但依旧一心向学。1927年，王国维投湖后，陈寅恪在他的墓志铭上写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他自己的一生，也正是这句话的真实写照。

清华国学院的“三无”导师

人类学家克罗伯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天才为何成群而来？20世纪初的中国，似乎就印证了“天才成群而来”这句话。在当时如此艰苦又动荡的时代，却孕育了一大批中国最负盛名的知识分子：陈寅恪、傅斯年、叶公超、吴宓、闻一多、沈从文、朱自清、钱锺书等。在这群学术大师中，陈寅恪无疑是极为闪亮的人物之一。

陈寅恪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处事原则，与陈家的家风有很大关系。家中除他之外，清末湖南巡抚陈宝箴（左上）、同光体诗代表人物陈三立（右上）、著名画家陈衡恪（左下）和中国现代“植物园之父”陈封怀（右下），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家族精神的传承」

中国历史上名门望族、显第世家颇多，然而能收录在《辞海》中的名人世家，仅陈宝箴一族。陈寅恪与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哥哥陈衡恪（陈师曾）、侄子陈封怀（陈衡恪之子）被后世誉“陈门五杰”。

陈家的家训是“以诗书立门户，以孝悌为根本”，陈宝箴为官时，满怀“不为一己谋私利，但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陈三立得其父言传身教，同样要求子女“处世先立身，做事先做人”。陈氏四代五杰的百年传奇，也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

陈寅恪出身名门，祖父陈宝箴曾官至晚清湖南巡抚，是第一个举起“维新变法”旗帜的地方大臣，与晚清重臣张之洞关系过密；父亲陈三立，号散原老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兄陈衡恪，字师曾，画家，是中国近现代“文人画”的领军人物，被梁启超称为“现代美术界，可称第一人”。

当年，陈寅恪父亲陈三立中进士，同祖父陈宝箴一起在朝为官。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陈宝箴悲愤交加，长叹：“无以为国矣！”后来，父子俩不畏强权，为维新运动四处奔走疾呼。变法失败后，率先在湖南变法的父子俩被革职，朝廷下令“永不叙用”。

那一年，陈寅恪年仅9岁。

家国大难之后，陈宝箴携家带口回到了江西老家，但是慈禧依然不放心，担心他东山再起，便派人专程送达密旨，赐他自缢。陈宝箴死前万念俱灰，留下遗嘱，“陈氏后代当做到六字：不治产，不问政。”于是，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门庭，走向了与传统仕宦截然不同的结局。

远离政治的陈三立索性专注于诗歌创作，他不要孩子应科考、求功名，在父亲的影响下，陈寅恪小的时候就熟读各类经史子集、哲学典籍，能背诵“十三经”，为以后的学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陈寅恪13岁时，父亲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后来，陈寅恪因病从日本回国，考入复旦公学，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学堂，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陈寅恪成绩优秀，掌握了德语、法语。

两年后的1909年，陈寅恪毕业，登上了去西洋的轮船，他带着复旦公学的文凭，这是他平生唯一的一张文凭。以至于后来有一个著名的传闻，清华国学院刚刚成立时，当时最负盛名的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

「教授间的情义」

1925年陈寅恪受聘清华，但因为要照顾生病的父亲，他1926年才来到清华。到清华园的当晚，陈寅恪便在吴宓的陪同下拜访了王国维。尽管当时的王国维已经快要50岁，陈寅恪才35岁，但这并不妨碍两个人之间在学术上的探讨，对时政的看法以及个人理想抱负的交流。在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两人结成了“风义生平师友间”的忘年之交。王国维投湖后，清华国学院的师生在其葬礼上，一般只行三鞠躬礼，唯有陈寅恪跪在地上行三跪九叩大礼。

陈寅恪有睡早觉和午觉的习惯，在西南联大时，傅斯年怕陈寅恪听到警报因视力不济遭遇危险，每当警报响起，傅斯年便逆流而上，不顾自己极其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小心翼翼地把陈寅恪从楼上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傅斯年对陈寅恪如此敬重呵护，一时在昆明学界传为佳话。

曹云祥问：“陈寅恪是哪国博士？”梁启超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云祥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启超答：“也没有。”曹云祥摇头道：“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不解:“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曹云祥只好答应。就这样，当时既无名望又无著作也无学位的“三无”学者陈寅恪，竟得以被聘任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

在陈寅恪看来，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不求博士文凭的陈寅恪，也得以形成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在欧洲，陈寅恪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法国，后又去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学习的内容不止是文学、历史这样的国学领域，还学物理、数学、民俗、饮食、宗教、语言、建筑等十几个领域。此外，他还学习了梵文、印地文、希伯来文等22种语言。

2001年，画家陈丹青受命为清华大学九十年校庆创作的油画《国学研究院》，画面上的主角是创办国学研究院的五位前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和吴宓。

对于陈寅恪来说，成名的开端是从1925年开始的。这一年，清华大学成立“清华国学研究院”，聘请了四位在当时学界很有声望的人物做老师，有当时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戊戌变法的先驱者梁启超、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这当中，陈寅恪最晚到校，而且最不出名。

但由于梁启超和同学吴宓的强烈推荐，才让那时年仅35岁的陈寅恪和当时著名的大师一起，进入清华国学馆教书，开始了他在清华园里的生活。

“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这是他的弟子——后来名扬四海的季羡林回忆恩师上课时的情景，不同于那些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陈寅恪始终是一身布衣。

很快，师生们便惊叹于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有一次讲到王瀚《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时候，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销往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

陈寅恪自己有“四不讲”——前人讲过的、近人讲过的、外国人讲过的、自己过去讲过的，都不会再讲，他的课只讲从来没有人讲过的东西。他上课时，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后来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正是因为这样，陈寅恪的课堂常常座无虚席，不仅学生们争抢他的课，就连吴宓、朱自清、冯友兰等有名的教授也慕名而来，听完一堂课都觉得不虚此行。

三代人的家国情怀

1937年“卢沟桥事变”，战火波及北平、天津，众人纷纷携家逃离，而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却说道：“我绝不逃难！”日军气焰嚣张，有人就说中国必败，陈三立听说后怒斥：“中国人岂贴耳俯首，任人宰割？”

当时，陈三立的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陈三立痛骂郑“背叛中华，图功利”，当即与之断交。后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军欲招纳陈三立，百般游说，皆不应许。侦探整日在陈家门口转悠，陈三立大怒，让佣人将其逐走，从此绝食5日，忧愤而死，享年85岁。

陈寅恪一家5口。大女儿取名“流求”，二女儿取名“小彭”，因为台湾（“琉球”）、澎湖被日本侵占，他要女儿铭记国耻。到三女儿出生时，则由陈三立起名“美延”，出自《荀子》“得众动天，美意延年”。从三姐妹的名字就能看出，陈氏家族对世事的看法以及浓浓的家国情怀。

从祖父到父亲，两位先人的爱国情怀深深影响了陈寅恪。为父亲守灵的那些晚上，陈寅恪久久斜卧在走廊的藤椅上，一言不发。此时的他由于高度近视，又用眼过度，右眼已经看不清东西。

陈寅恪女儿后来回忆：“那时候父亲的右眼需要做手术，但术后需要相当时间的休养，但为了早日离开沦陷区，他选择不做手术，甘愿放弃复明的希望。”

在为父亲守孝49天后，右眼失明的陈寅恪带着全家踏上流亡路。

在离开北平之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但赶到长沙，还没等到这些藏书，便又匆匆随清华大学南迁云南。后来书被运到了长沙，竟悉数焚毁在战争的大火中。

这些书中写满了陈寅恪的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不但书烧毁了，连他随身带的常用书，在去昆明的路上，竟也大部分被盗走，这也导致他日后的学术研究主要依靠其积攒的记忆。

在陈寅恪的学术著作中，以研究中古史（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著述影响最大，在罕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这两本传世之作，改变了历史学研究的范式，不再局限于一家一姓的兴亡得失，而是把目光转向了家族背后整个集团的兴衰与阶级斗争；同时又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即把各种不同来源的材料交叉比较，来探究历史真相。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一书中，在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在西南联大任教时，陈寅恪为了教好学生，常常秉烛达旦，备课与写作。灯光昏暗加上用眼过度，致使左眼也患上眼疾，只能微弱视物。

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致函陈寅恪，特聘他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陈寅恪接受了应聘，顺便到伦敦治眼睛。但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由昆明转道香港赴英国的陈寅恪终究无法成行，只好暂居香港。而牛津大学的这一职务也于此后数年一直虚席以待，校方一直期待陈寅恪来英赴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特意派人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陈寅恪创办东方文学院，但陈寅恪坚决拒绝。第二年，日方仍不死心，请陈寅恪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面对金钱和威胁，陈寅恪始终不为所动。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一些国民党“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

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当他的“唐代三稿”的最后一部《元白诗笺证稿》基本完成时，不慎跌了一跤，导致左眼昏花。几天后的早上，他起床后发现，左眼也看不清了，只得叫女儿去通知学生，今天不能上课。

随后，陈寅恪在国内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但没有成功。半年后，抗战胜利，他应英国皇家学会和牛津大学之约，再度赴伦敦治疗眼疾。由于国内手术失败时间太久，到达伦敦后，当时英国一流的眼科专家也无力回天，双目失明已成定局。

此时，远在美国的胡适正收拾行李准备回国，忙得焦头烂额，甚至一度心脏病复发。听到这一消息后，仍对陈寅恪的眼疾抱有一丝幻想。他立即致电陈寅恪，船到纽约后，不妨在美国小住一段时间，看美国有无挽救的良方。

胡适托人把陈寅恪的病例送到哥伦比亚眼科研究所，可那些专家们也都一致认为，不要再做手术，徒增痛苦。胡适只得把这个坏消息写信告诉还没来得及见面的陈寅恪，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写此信，很觉悲哀。

1946年，历经抗战、双目失明的陈寅恪重返清华园。校长梅贻琦劝他先休养一段时间，搞搞个人研究，暂不要开课。陈寅恪当即回答说：“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要开课，至于个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陈寅恪还立刻吩咐弟子王永兴，通知历史系、中文系各开一门课。多年后，王永兴回忆：“他没有说过作为一个教师应该如何如何的、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他的身教要比那许多话高明得多。今天，我作为一个教师，虽学识浅陋，但仍要每学期开两门课，是因为每每想起老师身教如此，不敢懈怠。”

泽被后世的学术伟业

1948年，国民党准备退居台湾，动员了很多学者离开大陆。陈寅恪因对腐败的国民党极度失望，没有去台湾。当时岭南大学的校长、教育家陈序经对陈寅恪仰慕已久，邀请他到广州任教，也因为他一直想把岭南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办成一流的高等学府。陈寅恪就这样在南方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南大学在珠江边上，陈寅恪当年就是从珠江码头上岸，当他到达的时候，校长陈序经率文学院的师生和许多著名教授，迎接陈寅恪一家。

岭南大学的校园很美，在陈寅恪的居所外，一年四季树木常青，但是陈寅恪看不见，他已经在黑暗中生活了多年。

他的居所前，还有一条白色的水泥小路，这是陈寅恪到岭南后，当时的中共西南局最高首长陶铸亲自嘱咐为他修建的，以方便陈寅恪在工作之余散步。这条路，就是今天中山大学里著名的“陈寅恪小道”。

陈寅恪是以古代书院的精神授课的，师生之间以学问道义相期。他讲课另辟蹊径,座无虚席是常态。

陈寅恪失明后，上课的方式很独特。为了方便，课堂被搬到了他的家里。他家的阳台很大，于是就挂了一块黑板，黑板下放着一张藤椅，围绕藤椅又摆了几把椅子，学生们就围坐在他的周围听课。

讲到关键处，助手就在黑板上抄写史料，帮助学生理解，有时候，他摸索着亲自写黑板，因为看不见，写下的字往往重叠在一起。

后来成为陈寅恪助手的胡守为，清晰地记得这样一堂课:那天他是唯一的学生。当他来到老师家时，陈寅恪正在工作。在他来后，陈寅恪挪步到楼上，下楼时，竟郑重地换了一身长袍。后任中山大学教授的胡守为说:“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很深，这就是为人师表啊！”

很多人回忆，他以前上课很有特点，讲到深处，他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双目失明之后，便很少有人看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他永远睁大眼睛，一如我们今天见到的他晚年的照片一样——目光如炬。

在工作的间隙，居所前的“陈寅恪小道”上，常常出现两个身影——陈寅恪和夫人唐筼。

唐筼和陈寅恪一样出身名门，自1928年和陈寅恪结为连理后，风雨同舟，成为陈寅恪生命中的第一知己。陈寅恪每完成一部著作都请自己的妻子题写封面。

晚年的陈寅恪虽然目盲体衰，却为后人留下了两部不朽史著——《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

《论再生缘》是陈寅恪看完《再生缘》（作者陈端生，讲述了一个封建时代的女性，女扮男妆考科举，连中三元，竟坐到了宰相位置上的离奇故事）后受到震撼，用口述的方式撰写《论再生缘》，陈寅恪也由此开始探索明清的历史和文化。

《柳如是别传》更是陈寅恪酝酿最久、写作时间最长、篇幅最大、体例最完备的一部著作。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柳如是不过是明末清初的一个烟花女子，而陈寅恪的研究发现，柳如是其实是一位有主见的才女，在那样一个大变动的年代里，从事着地下的反清复明运动。

「陈寅恪的学术影响」

作为20世纪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毕其一生的“治学”和“教学”两个方面。“治学”方面，他一生涉猎多个学术领域，在每一个领域都有卓越建树，特别是史学造诣最深，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教学”方面，陈寅恪是以古代书院的精神授课的，师生之间以学问道义相期。他上课是以自己的研究心得或研究成果为主，即使同一门课程，内容也要更新而不使用旧稿，讲课时旁征博引、论证紧凑、环环相扣，每次听课下来，学生们都有很大收获。他的学生中，很多都成为享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

他花了整整10年时间，用煌煌85万言，书写柳如是的遭际，这也正是陈寅恪对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抗日战争的陈氏家族和自己身世的感怀。

这两部著作也延续着陈寅恪的治学为人之道——独立、自由。《柳如是别传》在“第一章 缘起”部分，就详细介绍了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书，为什么要写柳如是，并再次提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植物园内，陈寅恪与妻子唐筼之墓，石碑上的字是画家黄永玉的手书：“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这是当年陈寅恪为王国维墓碑题写的，曾被认为是清华的第二校训。这10个字又被刻写在他自己的墓碑上。

陈寅恪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为纪念王国维而修建的那座纪念碑，今天依然矗立在清华园中。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

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

因为在一次洗澡时摔倒骨折，陈寅恪人生最后的7年，大部分时间是不能站立的。1966年，已无法下床的陈寅恪，没能逃过“文化大革命”。

刘节是陈寅恪的清华早年弟子，当时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他主动代老师去批斗，造反派粗暴地殴打了刘节，还问他有何感受。

刘节说：“能够代替老师来批斗，我感到很光荣。”

这样的师生之谊亦如学术的承传，泽被后世。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

他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却垂范着后世中国，他留下的著作，烙刻着时代记忆，留赠来者。

来源丨中国残疾人杂志社（ID：zgcjrzzs）

文丨闫双艳

编辑丨张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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